一 爱情宿命论（第2/3页）

9.我感觉我们是如此地天造地设（她不仅将我的话语补充完整，她还使我的生命不再残缺），以致我不能不认为邂逅克洛艾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我失去了带着无情的怀疑论——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必要的——来思考命定这个问题的能力。这不是所谓的迷信，克洛艾和我找到诸多的细节，尽管都是些琐碎之事，来证实我们直觉的感受：我们命中注定为彼此而生。我们都出生在双数年份的同一个月的午夜前后（她是在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是在凌晨一点一十五分）；我们都学过竖笛；都在学校排演的《仲夏夜之梦》中扮演过角色（她演海丽娜，我演忒修斯）；我们左脚脚趾上都有两颗大大的痣；同一个后臼齿上都有条裂缝；我们都会在阳光下打喷嚏；都喜欢用餐刀挑出番茄酱；甚至我们的书架上都有同一个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牛津出的老版本）。也许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这足以使信徒们建立一种新的宗教。

10.我们让存在得以升华，获得意义；我们赋予时间本身并不具有的情节性。克洛艾和我把飞机上的相遇神化为爱神阿佛洛狄特的安排，充满古典和神秘气息，是爱情故事的第一场第一幕。自我们降临凡尘，宇宙中就有一位伟大的神灵在微妙地改变我们的运行轨道，终使我们能于这一天邂逅在巴黎至伦敦的班机上。一切于我们而言已经如愿以偿，所以我们可以忽略那没有发生的无数故事，忽略因为错过飞机或忘了电话号码而不能得以书写的浪漫。就如历史学家一样，我们总是面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如何阐述都不会有错，不必在乎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出现偶然性，从而错误地编织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黑格尔和施本格勒。故事发生之后，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叙述者，把飞机上的邂逅美化为天意的安排，为我们的命运找到太多的因果联系。我们这样做实在是过于神秘主义，或者（仁慈点说）过于粉饰。

11.我们当然应该更理性地看待此事。克洛艾和我都不是经常来往于巴黎和伦敦，我们也从未对自己的旅行作过定期的安排。克洛艾在最后一刻被她的杂志社派去巴黎，因为副主编恰巧病了。而我之所以去，则是由于在波尔多的建筑任务碰巧提前完成，才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到巴黎，在姐姐那儿逗留了几天。在我们计划回英国那天，两国的航空公司从戴高乐机场到希斯罗机场共有六趟九点至午时的航班。虽然我们都打算在十二月六日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伦敦，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分钟才确定到底乘哪架班机，这样，从一开始我们乘坐同一趟班机（不一定是相邻座位）的数学概率就是三十六分之一。

12.克洛艾后来告诉我说，她本来打算乘坐十点半的法航班机，但由于退房时包里的一瓶洗发香波漏了，不得不重新装包，耗去了宝贵的十分钟。当旅店打好账单，用信用卡结完帐，为她叫来一辆出租车时，已经九点十五分，她不太可能搭上十点半的法航班机了。当她总算通过德拉维勒街附近拥堵的交通到达机场是，那架班机已经停止登机了。因为不想再等下一趟，于是她就去了英国航空公司售票处，买了十点四十五分飞往伦敦的机票。我因为个人的缘故，正好也搭乘那架班机。

13.接着，售票处的计算机是如此的造化弄人，把克洛艾安排在位于机翼边的15A座，而我则在旁边的15B座。当我们开始谈论那张安全指示卡时，完全没有想到两人交谈的可能性其实极其微小，因为我们都不可能乘坐头等舱，在有191个座位的经济舱里，克洛艾被安排在15A，而我极可能是出于偶然，被安排坐15B。从理论上说，克洛艾和我相邻而坐的可能性（虽然我们相互交谈的几率无从算起）是110/17847，也就是1/162.245.

14.但这个数字只是表明当巴黎和伦敦之间只有一趟班机时，我和克洛艾互为邻座的可能性。而实际有六趟，并且我俩都曾在这六趟之间犹豫不决，到最后一刻才选择了这一班，所以这个可能性必须除以36.这样克洛艾和我在十二月份的一个早上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邂逅的最终可能性为1/5840.82.

15.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以上的计算不仅无法让我们信服理性的论证，反而支持了对我们相爱的神秘诠释。如果事物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小而又小，但最终仍然实实在在发生了，难道不允许人们给予它一个宿命的解释？抛掷硬币就会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这都足以让我不去相信上帝对事情原委的解释。我们原本会不带任何宿命的色彩去思考这最终改变我们生活的相遇的不可能性，但是面对克洛艾和我所处的情形，即相遇的概率是1/5840.82，我们只能说这是命运的安排了，肯定有谁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摆弄我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