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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枪。”阿贝说。

“什么？”

“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当时你听到了两声枪响。”

“是的，呃，那是把自动手枪。”

“然后呢？你觉得要是换了你，轰掉自己脑袋的时候你还会补一枪以防万一，是吗？”

“你是想说什么，阿贝？”

“杀掉达斯的人不是你，博比。也不是达斯自己。也许是某位可亲的骷髅外道教徒谋划了这一切，不是吗？那个名叫克里希纳的哥们儿……桑贾伊……管他妈的叫什么名字——也许他在觊觎桂冠诗人的宝座。”

“为什么——”我咽下嘴边的话，头顶数百英尺外，一只海鸥正在顺着上升的热气流转圈翱翔。“但这事儿跟维多利亚有什么关系？噢，上帝啊，阿贝……伤害她能为谁带来好处？我真的不明白。”

阿贝站起来又吐了口唾沫，他的西装上沾了不少树皮的碎屑。“我们走吧，哈，博比？我得坐大巴回波士顿去赶那见鬼的火车。”

我领着他迈步走向山脚，但阿贝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严肃地看着我。“博比，你必须知道，你不必明白，也不会明白。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你忘不掉。但你必须继续生活。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也许每一天都很难熬，但你必须继续活下去。不然的话，那些杂种就赢了。我们不能输给他们，博比。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上几乎被落叶彻底淹没的林间小道。

十一月二日，我收到了辛格警探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通知我，那位男性嫌疑人苏贾塔·丘杜里再也无法站上审判席了。在胡格利监狱关押期间，丘杜里“遭遇了严重的违规行为”。确切地说，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条毛巾塞进了他的喉咙。那位被确认为黛维·丘杜里的女人将于本月内接受审讯。辛格承诺随时向我通报进展，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寒冬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不久，我重读了达斯的手稿，包括之前在加尔各答没有读完的最后一百多页。达斯的那句简介说得很对：这是一份诞生宣言。要想知道这首诗的重点，我觉得叶芝的《第二次来临》足以概括。叶芝的诗作更加出色。

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如何处理达斯的手稿，这个棘手的问题与祆教徒如何处理死者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印度的祆教正在逐渐萎缩，这个教派认为土、空气、火和水都是神圣的，所以不想用死者的尸体污染它们。最后他们想了个机智的主意。多年前阿姆丽塔跟我描述过孟买一座公园里的寂静之塔，秃鹫在塔顶上耐心地盘旋。

我不肯烧掉这份手稿，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理智的高墙十分脆弱，那个黑暗的东西就在墙后等待，手稿燃烧的烟雾像是献给它的祭品。

我最后想出的解决方案比寂静之塔乏味得多。我亲手把那几百页纸撕成了碎片——它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加尔各答的恶臭——然后把碎片塞进垃圾袋，又在里面放了点腐烂的蔬菜，免得被拾荒者捡走。我开车去了几英里外的一处大型垃圾场，亲眼看着黑色的袋子从陡峭的垃圾堆侧面滚落，消失在酸臭的垃圾池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

阿姆丽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加尔各答的事儿。我们也绝口不提维多利亚的名字。阿姆丽塔退回了数论和布尔逻辑的世界里，看来她在那里过得比较舒适：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严守规则，真值表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而我留在外面，陪伴我的只有笨拙的语言和变幻莫测的荒谬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