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4/6页）

罗：中央一些高级干部，比如陈毅、聂荣臻并不赞同极左路线。听说在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要求下，当时中央还出台了一个保护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的内部政策，柯庆施是知道这个政策的。

熊：那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政策，是不可完全束缚住柯庆施这样的地方大员的。别的地方，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不就有许多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被划成右派么。再比如说，1957年时，毛泽东还亲自发话保护过王蒙呢，可地方官员依然另外找个借口把他划成了右派。划与不划，恐怕还得看有关当事人对政策的执行情况。

罗：是的。有一些干部是极左的，好像揪的人越多，越显得他是革命的。而王仲良不是这样。他一方面在办事处党委力排众议，主张不在高级研究人员中划右派，另一方面到上级部门，甚至冒着很大的风险到柯庆施面前极力争取，这样才把那些科学家保了下来。没有张劲夫、杜润生、王仲良、胡永畅等人，光靠我们下面几个人哪能行啊。

熊：别的很多研究所至少抓了一些“小右派”，你们怎么连“小右派”也没抓？难道你们所没有搞大鸣大放，或者大家没有鸣放出激烈言论？

罗：大鸣大放时，细胞所也出过一些比较激烈的大字报。但我们认为，那不过就是一些说说而已的话，上不了纲的。我再跟你讲一个细胞所的例子吧。反右派开始后，我们从北大调了一个助理研究员过来——我们争取的；他是庄孝僡的学生，庄孝僡欣赏他。他刚到，北大就转了一个材料过来，说他是右派。

熊：具体什么材料？你们是怎么应付的？

罗：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印象深的是他讲过的一句话：“在天安门上面的人看下面的人像看蚂蚁一样。”然后北大说他是右派。怎么办呢？如果马上把他打成右派，这样细胞所也就有一个右派了。但我们觉得这实在没什么，说的是实话，上面的人看下面的人，就是像看蚂蚁一样，私下笑一笑就得了，不好给他上纲。于是，我们说，我们对情况不了解，先得把情况核实清楚。然后我们派了一位北大毕业的女同志去母校了解情况。她去了一段时间，也没了解到什么新材料。怎么办呢？好在通过这么一个周折，时间拖长了，反右派运动接近尾声了。我们就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批判了一下他完事，没把他划成右派。

我现在到所里去，大家对我还不错，我自己也心理平衡、问心无愧。如果我们当时真把一些人揪出来了，尤其是把他们搞得家破人亡，我们自己心里也会难过的。

熊：1958年还有一个“反右补课”……

罗：“补课”时就批我们啰，我和李楚珩两个都挨批了：我们不得力就是“右”。“反右倾”时又批我们，批了几次，但最后还是让我们继续工作，没有把我们划为“右倾分子”。王仲良挨批更早，他到柯庆施处据理力争时就遭到了柯的批判，并且后来因此而被迫调离了分院。

大炼钢铁、超声波和深挖洞

熊：反右派运动一过，很快就大炼钢铁了。

罗：大炼钢铁我们坚持了好几个月，不分白天黑夜地炼，然后不了了之。对我们而言，不过浪费了几个月的精力，没有效果，也就算了。对农村而言，千百万人上山，砍掉了大量的森林，自然环境因此遭到极大的破坏，其影响是非常长久的。

熊：虽然我生得晚，没能看到千百万人上山砍树的宏大场面，但我对其后果还是有亲身体会的。不说西北干旱地区，就是在雨量充沛的东南沿海，其森林被破坏之后，也未必能够恢复。我曾在珠海的一个海岛上居住过数月。那儿全是山，雨水很多，但除了山脚村边有几十棵大树之外，其他地方见不到一棵成形的乔木。当地居民告诉我，山上曾经全都是村边那种大树，但大炼钢铁运动一来，就把它们全都给砍掉了。没了森林的保护，暴雨从数百米高的边坡倾泻而下，冲掉了所有的土壤。几十年过去后，树依然长不起来。

罗：我们做过的蠢事太多了。“大跃进”时，除搞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万斤”之外，还搞过所谓的“超声波运动”。它号称是技术大革命，实际上又是劳民伤财。当时认为，超声波效应很多，比如说可以用来养猪，用了它之后，猪增重很快。还可以把它用到很多科学研究上。普遍都要推广用超声波，全国搞运动大推广。没有那么多的超声波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搞超声波：先用自来水冲玻璃管，说那可以产生超声波；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那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各式各样的。但到后来都是一场空啊，哪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