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 五六十年代的科研管理干部与科学家（第2/6页）

朱洗很有水平，理论、实际都拿得起。要求他联系实际，他就集中精力做“（印度）蓖麻蚕引种驯化研究”。该项目1953年进行区域实验，1954年推向农家饲养。后来，全国陆续有23个省、市、自治区推广了该技术。群众积极要求饲养，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项成果获得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三等奖和1964年国家科委发明证书。

朱洗曾跟我讲，他的应用研究与他的基础研究没有关系，他的兴趣也不在应用那里，他做应用研究，只是把它们作为挡箭牌。其实也不完全如此，他在基础研究上有扎实的基础，联系生产实际时也就游刃有余。1956年之后，他又积极地组织开展家鱼的人工繁殖研究。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生殖腺在池塘里不能得到很好的发育，这在当时水产科学界几成定论。朱洗闯入了这个禁区，从他的“卵球成熟与受精”基础研究出发，设计了循环不息的“环形”水道，拟诱骗卵巢发育成熟的亲鱼在相似的生态条件下产卵受精。经过几年的研究，终于以生理和生态结合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家鱼人工繁殖”这个水产生产中的重大实际问题。从此之后，家鱼养殖业鱼苗短缺问题解决了，渔户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千里之外的大江激流中捕捞鱼苗。

思想改造运动还令贝时璋的“眼柄激素”课题难以继续，庄孝僡的“胚胎诱导与分化”和姚錱的“昆虫变态”等基础理论研究被迫停止。

对于运动中出现的形而上学观点和过火行为，科学院在1952年7月间就有纠偏的报告和指示，并派工作组来上海各所调查；同时做了大量工作，着重阐明了“科学家可以经过自己的道路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以消除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后遗症”。经过这么一轮安抚，科学家的思想情绪稳定了，积极性提高了，研究工作也重新稳定地开展了起来。除朱洗的“人工单性生殖”、“卵球成熟与受精”逐步得到恢复之外，庄孝僡的“胚胎诱导与分化”课题也得以重新开展，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后来庄孝僡的这个课题也获得系列成果，研究水平一度居于世界前列。

熊：您能得到朱洗的信任，看来是比较同情和理解科学家的。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您当时是如何执行“理论联系实际”这类科学家不太满意的政策的？

罗：后来还提所谓“任务带学科”、“学科带任务”。由于我们对理论研究和生产实际之间的关系一直缺乏深入的阐述，运动一来，它们和“理论联系实际”一样，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也是批判基础研究，使得做基础研究的人普遍感觉压抑。我认为科学要有积累，基础、应用必须平衡发展，不能老是以任务冲击学科，以应用冲击基础。于是，在制定所里的研究规划时，我曾宣称：一下子基础，一下子应用，我们无法应付，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说，所里的研究布局保持基本不变，变的只是统计的材料。上面要基础，我就给基础方面的统计；上面要应用，我就给应用方面的统计。基础的发展不能变来变去啊，你今年要应用，明年要基础，三年两年一变，可研究工作能三年两年一变吗？你不考虑积累，能做出成果吗？拿姚錱来说，他原来是搞基础，研究昆虫变态的，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他，让他改搞肿瘤研究。肿瘤所涉及的其实也是分化问题——不正常的细胞分化。细胞分化问题在细胞学上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恶性分化也是一种分化，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不仅仅如此，它还需要联系临床，联系实际，也是一个应用问题。我的对策是，你要理论的时候，我把它统计成理论，说这是细胞分化研究；你要应用的时候，我就把它统计成应用，说这是实验肿瘤。后来，姚錱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成果。在免疫学和细胞学上都有新发展；应用方面，比如说肝癌的甲胎蛋白早期诊断就是他们那个研究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进而推广应用于医学临床。

保护朱洗们“过关”

熊：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善于变通上级的欠妥政策固然很好，但您的“以不变应万变”策略难以推得很广吧？比方说，在1957年的时候，您能用它来敷衍上级，少把同事们打成右派吗？

罗：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感觉比较欣慰的。反右派的时候，虽然我们受到了压力，但直至最后，都没有在细胞所划一个右派出来。

这跟王仲良等中科院的开明领导有关。那个时候不是普遍要求搞指标嘛，几乎每个单位都要划几个右派出来。我们没划，办事处党委不但没给我们压指标，还非常主动地保护我们所的科学家。有一次，王仲良和胡永畅（办事处党委副书记）找李楚珩（细胞所支部书记）和我（细胞所支部委员）谈话，讨论如何评价和保护朱洗。“反右”开始后，对于那些高级知识分子，别的地方大多在考虑如何处理他们，而我们——办事处党委和细胞所支部——在一起商量如何保住他们。最后我们对朱洗作了这么两个结论：（1）朱洗是个爱国的有成就的科学家；（2）他也讲了一些错话，但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讲错话。王仲良、胡永畅和我们的意见一致，决定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