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部队训练（第3/6页）

自军训部成立后，三令五申强调战技教育，成效如何，各家观察不一。1946年，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国府主席校阅国军部队后，作总讲评时表示，自军训部成立后，“对学校教育、军队教育，都特别注重战斗技术的演练与提高，近几年来学校、部队均有进步。”[83]但是第三战区军政长官顾祝同，1944年底对该战区作战人员训话时，仍强调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我们一般部队，对这两点都极端忽略，有的部队，甚至以为非调至后方，赋予充分的时间，不能真正实施教育训练，而事实上有了机会，他们又轻易放过，更没有抓住重点，这样，如何能期其有效呢？”[84]

（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3. 教育干部

（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

（2）训练内容不合潮流：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90]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91]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92]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93]

4. 士兵素质

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果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94]抗战爆发后，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素质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送一千八百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八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二百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六十五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三十人，最后只有一百零五人被录取。[95]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在知识水准方面，根据抗战时期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96]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七，至于那些百分之二至三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97]以这种智识水准的士兵，如何能够担任现代机械化的战斗？干部带兵和练兵，均感困难。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星期；认米突尺需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往往需两三个月。[98]值得注意的是，国军士兵的学习能力颇高。根据盟军的观察，中国士兵接受教育能力强，如火焰喷射器，美国兵学习，需四五天始能使用；中国士兵学习，快则二日，最慢也不过四天。[99]虽然如此，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