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部队训练（第2/6页）

（5）重外表不踏实：一般部队的训练，普遍缺乏认真实在的精神。军方高级将领对此多深恶痛绝，如杜聿明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国军队注意外表，而不着实际的实在太多，譬如一个步兵的训练，只注重在操场上的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令人一见便认为有训练、有教育，而把如何认识各种兵器性能，如何应用射击技能，如何发挥诸般战斗技能，以达战斗目的之训练要素，完全忽略；又如一个炮的操作，只注重换手时，跳得高，跑得快，声音叫得吓人，而把测量、测地的精密要求和炮兵射击上的诸元计算等重点忽略，各兵种既无适应战斗，近乎战场的敌场设备，更不将适应战斗的各种动作分解教育，绵密实施，于是军队教育，徒有形式而无实效。[77]

关麟征也曾指出部队训练的不实在：

我过去检阅部队，见许多部队训练既不能专精，更不知普及，往往以补助教育的图表、模型，或简单小型的各种设备，来表扬教育成绩，欺骗一般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或者以选手教育，专门在各兵科中挑选一部少数士兵，编为一连或一排，加强训练，以备应付校阅，或参观，以图欺骗长官，钓誉沽名，以养成一种虚伪欺骗的恶习，把军队优良风气，完全破坏了。风气破坏了，也就无异的把军队的灵魂和精神丧失了，一个部队，如果走上了虚伪欺骗的道路，没有不失败的。[78]

2. 教育方法

（1）忽略机会教育与重点教育：战时教育和平时不同，平时有场所、有时间、有教材、有设备，战时一点都没有，所以战时的教育特别困难。唯一的要诀即是实施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机会教育方面，如在行军时可以教士兵如何搜索；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如何警戒；行军、休息、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山地、河川、隘路、森林、村落、街市等地形的攻防，特种天候的战斗，以及攻击战斗，骑兵攻击敌军所守据点及碉堡的方法，以及小部队的战斗、深入敌后的战斗、游击战、破坏战、防空、防毒等。至于战时部队教育训练的重点，简单地说，即是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学识与技能。不过在全般军事学术中，各阶层有各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在同一阶层中，课目与课目之间，应该有一重点；即在同一课目中，也必须有一重点。国军各部队忽略重点教育的情形，在战前即已存在，如1937年2月，汤恩伯即曾对其第四师干部表示：

一种兵有一种战斗手段，拿步兵来讲，他们战斗手段是火战与白兵战，所以训练应该注重火战，注重白兵战。现在有些部队，每天训练的都是跑步、唱歌、操枪，把火战最重要的各种步兵重火器射击，及与射击有关系的，如土、木工作业等，反而一点都不研究。又如白兵战的刺枪，更谈不上训练。有的部队虽然也有刺枪，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枪，把枪当棍用，完全失掉他的效用。其他如炮兵等也是一样。炮兵唯一的能力是火力，但是我们的炮兵训练，只知道操炮、拖炮，对于射击、观测等重要课目，反而不研究。完全本末颠倒，这种训练有什么用呢？[79]

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因而不能改变原有的训练、教育方式，以应抗战之需要。我认为训练第一要实际、要有机动性，教育也要适应抗战的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实用教育的意义。[80]

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例外存在，如韩汉英在赴四川“剿共”前，于贵州招得一团新兵，多无射击经验。韩当即实施机会教育，一面进剿，一面利用行军时教新兵练习射击、警戒、搜索等技能，成效良好。[81]又如1938年，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为了能立即出动作战，特别在该师订出许多单行办法，使训练速成，一是将制式教练和课堂教育减至一二星期；士兵入伍后，一律施予野外训练；变更传统作息时间，每日清晨四时半起床后，全部外出行军，除值岗卫兵，不留一人，行军距离由开始时的十里逐次增至二十里，每日往返达四十里；至野外后，先在树林中平坦地面上课一小时，所讲即系当日操作内容，而后作班、排、连对抗演习，或一方攻击前进；中午休息时，下河洗澡、洗衣、晒衣、作柔软操；下午四时后，整队回营。详细动作由各团自订，师部仅规定进度而已。如此将讲堂、行军、野外、卫生等熔为一炉，加速进入战斗教育。[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