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部环境（第2/3页）

国军的教育及训练，虽然由于外国的协助而获得直接、间接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第一，由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因而不利于教育训练的推动。中国于战前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16]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千年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后所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武器有日造、德造、法造、奥造、瑞士造、中国造等，可谓集中外古今之大成。[17]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尚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18]因此国军的装备，仍然无法划一自主，而成为世界新旧武器的陈列馆。各种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特性、效能即不一致，教育训练自然大受影响。

第二，各国的战术原则及训练法则，均依其本国国民的素质、预想敌国、预想战场及编制装备等而不同。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环境，应有适合于国军特质所需要的战术原则与典范令，方能统一战术思想与训练方式。但是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19]其他各种教程也多来路不齐，军用名词翻译各异，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甚至被出身日本士官的徐复观指为“错得一塌糊涂”。[20]抗战爆发后，各军事学校虽逐渐遵循军训部所颁布的典范令，但是以往军校各期毕业的学生，在校时所学习者各有不同，则在部队所施行的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

1950年元月，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叶锟奉主任蒋介石之命，对“剿共”战术提供意见。关于军事教育部分，叶曾提出以下的意见：

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窳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21]

蒋主任在听取上段意见后表示：

叶同志上列的意见，大都正确。不过他说：“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一语，这个“军事科学”一词，为我们军事教育的范本，实在愧不敢当。老实说，我们过去二十余年的军事教育，实在只注意到世界各国军事教育的形式和皮毛，而并未讲究军事科学，更谈不到军事科学化。[22]

以上两段谈话，充分显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向外国学习，所造成的依赖性格，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战乱的影响

抗战时期，各军事教育机构经费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教育的品质无法提升，唯各单位每多能开源节流，在艰困的环境下勉力维持，实属难能可贵。例如炮兵学校在战前时期，凡由德国购置的新式火炮，均先由该校训练，以致器材集中，人才集中，可谓极盛时期。抗战爆发后，仍将优良装备及优秀人才，编为若干独立炮兵团，以支援作战。校址后由南京迁至贵州都匀，不仅校舍和教育设施简陋，且器材、零件均极缺乏，尤以炮弹缺乏为甚。由于缺乏炮弹，平时教育不敢用实弹射击，而改用内膛枪射击；缺乏骡马，乃于战斗演习时向附近其他单位借用马匹，但是也只能装备山炮兵一营而已，其余野炮兵营在教练时竟用木马、木炮代替。[23]又如机械化学校因教育消耗费（包括燃料、材料、工具等的购置）金额巨大，以致每月经费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全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的油料补贴。至于教职人员的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至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之调整，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1940年，生活费用益高，每人薪饷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的人员均不能安心服务。校方遂利用学校制造工厂多余的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借得出品盈余，补助教职人员生活。[24]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41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副食费并未按物价指数增加而调整，因此官生伙食日劣，普遍有营养不良现象，甚至有患夜盲症者。校方会计部门虽向西南军需局陈述，格于规定，无法例外，主任黄杰乃自家乡长沙运来食米二百石，并将个人所有可变卖之物，悉送拍卖行出售，得价以供学校周转之用。[25]学校财政困窘，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