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兵（第2/5页）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 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82]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83]以上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1、1-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84]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85]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86]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87]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88]

表1-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5—96页。

表1-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89]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作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委员长，并提出一份改革国军的计划。计划中认为国军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之外。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施行。[9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国军的各阶层，作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节）。[91]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国军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国军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准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