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4/14页）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