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变革中的疆域原子能时代的美国（第3/14页）

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