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爱情与自由（第2/4页）

8.尽管这并不总是装玻璃工人的事，但非自由主义永远都不是片面的。我曾做过成百上千的事把克洛艾惹怒:为什么我总是喜怒无常？为什么我执意要穿那件看上去像只穿了一个世纪一样旧的外套？为什么我睡觉时总是把羽绒被蹬下床？为什么我把索尔.贝娄看成那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我还学不会泊车，不能把车整个儿停在车道里？为什么我经常将脚跷在床上？所有这些都与《新约全书》所说的爱相去甚远，《新约全书》中的爱从来不会对一双丑陋的鞋子、对牙齿间的菜叶说三道四;也不会因为她对《卷发遇劫记》作者「指亚历山大.蒲柏（1698-1744）英国诗人。」的固执而且错误的观点品头论足。然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家庭中的古拉格「古拉格，前苏联内务部劳改局所在地，曾经关押过很多政治犯，因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而出名。」，已经设定好他们应该怎样，每天都想把对方拖进这个框框之中。如果把理想和现实想象成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那么这月牙形的部分就是我们试图通过争论使两个圆圈重盛成一个，从而得以消灭的差别。（见图8.1）

9.这样做的理由何在？不过是所有的父母、军队里的将军、芝加哥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在使他人苦恼之前惯用的甜言蜜语——我在乎你，所以我将使你心烦意乱;我敬重心中的那个完美的你，因此我将伤害凡尘中的真实的你。

10.克洛艾和我之间的争论从来都不是朋友式地进行的。朋友之间因为礼貌和客气，建立了一层无形的保护膜，这膜，即身体的生疏，阻止了敌意的产生。但是克洛艾和我已经肌肤相亲:一起睡觉、一起沐浴、观看彼此刷牙以及共同为感伤缠绵的电影流泪，故而我们之间的那一层隔膜撕掉了。于是我们不仅得以相爱，还可以演绎相爱的对立面:吵架辱驾。我们把结识对方等同于一种拥有和许可:我了解你，所以我拥有你。在我们相爱的进程中，肉体交合之后，礼貌客气（朋友间的友谊）就止步了，就此而言，第二天早餐时爆发的第一次争吵并非巧合。

11，保护膜被撕去后，曾经垄断的物品开始在自由市场里交换了，以前正常地（宽厚地）保留在自我批评领域的想法现在表达出来，制造了紧张的关系。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我们不仅自身有“超我—自我”的冲突（见图8.2），两人之间也同样如此。当交叉点仅仅是自我A和自我B时，就产生了爱;当超我A和自我B发生冲突时，鞋子开始飞出窗外。

12.忍无可忍源于二个方面:其一，是非观念;其二，不能让他人生活在暗昧之中的想法。一天晚上，当克洛艾和我开始争论起埃里克·罗默的电影时（她腻昧那些电影，我则爱看），我们忘了罗默的电影既可以好，又可以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各人的看法。争论逐渐演变为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意识到异见存在的合理性。同样，虽然我憎恶克洛艾的鞋子，但我并没有想到:尽管自己不喜欢，但鞋子并非生来就让人讨庆。

13.当个人的判断被推广，使其为女友或男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公民）接受之时，当我认为这很不错成为我认为这对你来说也很不错时，这种从个人观点扩展到众人共识的举动实乃一件专横之事。在有些事情上，克洛艾和我各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由于这种相信，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命令对方同意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正确无误。专横地声言这就是爱情，是迫使对方（假装是出于爱）放弃自己爱看的电影或自己喜欢的鞋子，去接受一个（充其量）只是假冒成普遍真理的个人判断。

14.政治与爱情似乎没有相干之处，然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血迹斑斑的历史中难道看不到同样的一厢情愿吗？难道没有同样的理想模式与存在分歧的现实相对而立，从而如月牙形所代表的差异一样让人们产生厌烦（执牛耳者的厌烦）？法国大革命最先提出（给出所有的选择，只是为了一次洗劫），政府不仅要统治人民，而且要爱他们;人民大概也要同样接受政府的统治，并且爱政府，否则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从那时起，一厢情愿的政治就开始了其不光彩的历史。革命的初期，从心理学上看，极其类似于爱情关系——强求合一，相信两人/国家的无所不能，要求抛却先前的自我，消解自我的界限，渴望不再有秘密（对对立面的担忧很快使情人胡思乱想/或建立起秘密警察）。

15.如果爱情和一厢情愿的政治其开头都是同样的美好，那么结局也许会是一样的血淋淋。难道我们还不熟识以专横告终的爱情？以同样的专横，统治者坚定地宣称他们心怀国家的真正利益，但结果不也是以合法化地杀戮那些坚持异议的人而告终吗？如此看来，爱情是一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是非自由的，因为信念从来避免不了向持异议者和异端发泄自己的挫折感。换一种说法，一旦你对某事产生了信念（祖国、马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大力量必然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