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河山表里更分明 明清之际的风起云涌

第一节　甲申国变

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之剧变，江山易主，坐困北京的大明王朝、坐大盛京（沈阳）的满清、盘踞西北的李自成及张献忠，几方征战多年，终于在这一年尘埃落定。

甲申1644年，是——

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最后一年；

清朝入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的第一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的一年，也是灭亡的一年；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一年。

虽然大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已经连续烂了六七十年，虽然长城外的女真族在辽东地区连续扰攘了几十年，虽然农民军在广大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窜扰了十几年，然直到1644年，才真正到了决定胜负成败的关键时刻。

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大顺军兵不血刃地攻下了大明京师北京城，大明皇帝崇祯于煤山自缢身亡。

1644年四月，山海关外的满清辫子军接受前大明骁将吴三桂的邀约，入关与李自成在山海关决战，随即将登基才一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赶出了北京城。满清年仅六岁的皇帝福临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紫禁城中明朝十余位皇帝坐过的金銮宝座，一手拉开了历时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的序幕。

1644年八月，张献忠带兵挺入四川，攻陷成都，并于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了大西政权。

以纪年而言，1644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大西政权的大顺元年。四种纪年代表着四个互相敌对的政权，继续延续着逐鹿中原、雄霸天下的争斗。

这就是惊心动魄的甲申1644年，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644年的甲申，几方逐鹿中原之势力均以“顺”字为标识：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第一个年号称为“顺治”，福临亦被称为顺治皇帝。

《礼记·礼运第九》云：“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顺民心者得天下，几方同时高举起“顺”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第二节　冲冠一怒为红颜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明军精锐早已损耗殆尽，根本无力抵挡李自成兵锋。大顺军一路势如破竹，直入中原，逼近畿辅，对大明京师北京构成严重的威胁。

无将可用、无兵可派的崇祯皇帝在徘徊许久后，终于着手采用饮鸩止渴的最后一步棋——飞檄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吴三桂以骁勇善战著称，其部亦是大明最后一支劲旅，但吴氏率军入关[1] ，也意味着大明撤去了最后一道防线，将辽东拱手送给了女真人。

当年三月，崇祯皇帝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并起用吴父吴襄提督京营。由于明廷已有明确放弃关外土地之意，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均跟随吴三桂进关。

明朝死敌满清果然闻风而动，摄政王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几近倾国之力，连女真人自己也称：“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辽东明军在平西伯吴三桂及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下，于三月十三日进入山海关，驻扎于永平府[2] 。然吴三桂等人还未来得及赶赴京畿面圣，李自成已兵不血刃地进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亦在满腔愤恨中绝望自杀[3] 。

局促在关内的吴三桂，立时处于一个微妙而尴尬的夹缝位置——山海关外，满清多尔衮正率大军南下；山海关内，李自成几十万大军近在咫尺。而吴三桂手中只有不足五万人马，无力与任何一方抗争。况且崇祯皇帝已上吊自杀，明朝不复存在，于他而言，可走之路只有两条——要么降顺，要么降清，且不容迟疑，时势迫其必须立即作出选择。

此时的局面是：李自成已占据北京，即将成为新王朝的新皇帝，于普通人看来，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改朝换代而已，最常见不过。除此之外，吴三桂父亲吴襄及其在北京的家眷亦已落入李自成之手，要保全亲人性命，降顺势在必行。

但吴三桂与满清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舅父祖大寿及兄长吴三凤早已投降满清，满清皇太极执政时，更是反复招降过吴三桂，除了祖大寿、吴三凤等亲属、旧谊招降信源源不断外，皇太极本人亲自两次致书吴三桂，劝其“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但吴三桂并没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