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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宴会上，她精神极佳，心情非常好，左有牧师，右有教父，两人都谈笑风生。我如果像露易丝第一个周末一样，表现出愠怒和寡言是毫无道理的。餐桌的两头，我们简直像在参加贵格教友会。露易丝坐在那里盯着自己的盘子，我盯着我的盘子，冷不丁一抬头，看到了贝琳达・帕斯科，她正用那对圆眼睛盯着我。想到乡人们的闲言碎语，我更不吭一声了。我们的沉默大概搞得表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掩盖。她和教父、牧师三人来回吟诗酌句。我越来越恼火，幸亏帕斯科夫人因病没有光临。露易丝无足轻重，我没必要非得跟她说话。

但等他们都离去以后，瑞秋表姐就开始拿我问罪了。“当我招待你的朋友时，”她说，“指望你能配合，你是怎么了，菲利普，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拉着脸，对你的邻座不发一言。那些可怜的姑娘们⋯⋯”她很不满地向我摆摆头。

“你那里欢乐四溢，”我回敬道，“我看我没必要再锦上添花了。全都是些希腊话的‘我爱你’之类的胡言乱语，牧师用希伯来语对你说了什么‘我心之悔’听上去满不错的嘛！”

“是这样。”她说，“他舌头一卷脱口而出，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你教父想让我看月光下的信号灯头，他告诉我说，会一见难忘。”

“好了，他不能向你展示信号灯头，”我回答，“信号灯是我的财产。有一样陈旧的土木建筑是属于派林庄园的，让他给你展示那个东西吧，它被荆棘盖得严严实实。”我说着朝火里扔了块煤，希望噼啪声使她烦乱。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了，”她说，“你失去了幽默感。”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上楼了。这是让人对一个女人最为气恼的事了，总是由她们下结论，让人怒不可遏，她们自己却心安理得。似乎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错。要么即使她错了，都要让自己错得很有理，反倒像是别人错了。她毫无顾忌地说一些刺耳的话，什么与教父月下散步，或其他诸如去洛斯威勒市场逛逛一类的活动，她会一本正经地问我她是否该戴伦敦邮来的新圆帽——那顶圆帽的面纱网孔很大，遮不住她的脸，而教父说过，她戴上那个显得很漂亮。而当我烦躁起来，说我才不管她要不要用面纱遮面时，她心安理得，情绪更高涨，这次谈话是在周一用餐的时候，我皱着眉头坐在那儿，她就有意和斯考比谈话，更衬托得我愠色满面。

后来在书房，因为没有旁人在场，她就宽厚些，虽然依旧心安理得的样子，但多了些温顺。她既不笑我缺乏幽默感，也不抱怨我郁郁寡欢。她请我给她拉线，让我选择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她想给我做个庄园办公室里使用的坐垫。她心平气和地问我一些白天的事，问我见过谁，做过什么，这样我所有的气都消了，感到很舒心。看着她的手在丝线中从容游移，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这样，干吗先要唇枪舌战，怒语相伤，破坏了气氛，然后又费一番周折平息和缓呢？似乎我情绪转好会让她欣喜，但我却一点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她刺我时我很反感，很难过，而她温柔时，我就感到快乐安逸。

到月底时，天气变了。连着下了三天雨，没有园艺活儿，我在庄园也无事可做，骑马来回被雨浇得透湿。郡里所有的来访者都和我们一样被困在了家里。倒是斯考比提议说这个时间是清理安布鲁斯遗物的好机会，对此我们两人好像一直都退避三舍。一天上午，当我和瑞秋表姐站在书房窗口，望着外面的瓢泼大雨时，他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在办公室，”我说道，“你在闺房待一天。这些伦敦运来的箱子怎么办？是不是还有外套要整理？试试再还回来？”

“不是外套，”她说，“是窗帘罩，我觉得波比姑妈缺乏眼光，蓝色卧室应该名副其实，但目前它是灰色调的，根本不是蓝色调，而且被褥里有蛀虫。可别告诉斯考比，是多年的蛀虫。我已给你选了新的窗帘和被褥。”

就在这时，斯考比进来了，看到我们显然无事可做就说：“天气这么糟，先生，我想是不是派个男佣打扫一下室内？你的房间需要打扫。但他们却无法除尘，因为艾什利夫人的箱子把地板占满了。”

我瞟了她一眼，生怕这种不老练的言辞会伤害她，她也许会转身走开，但令我惊讶的是，她坦然处之。

“你说得对，斯考比，”她说，“箱子不收拾，男仆们就无法打扫房间，我们拖得太久了，菲利普，你说呢？”

“很好，”我说，“只要你觉得行就行，我们让人把火生着，房间暖和了我们就上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