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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多想,除了安布鲁斯,我谁也没需要过。”

“这是错的,过去我常对安布鲁斯这么说,但他不听我的,这屋子应该有其他人,有个持家的人或任何一个远亲什么的。你从小身边没有女性,一旦结婚,太太的日子会很难过。早饭时,我还跟露易丝说起这事来着。”

他一下住了口,显得——如果教父会显得这样的话——有点不舒服,似乎发觉自己说得过多了。

“没关系,”我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到时候我妻子可以照料一切。不过不大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太像安布鲁斯了,我懂得婚姻给他带来了什么。”

教父沉默了。于是我对他讲了别墅之行,讲了见瑞纳提的经过。他听完我的叙述,给我看了那个意大利人写给他的信。正如我所料想的一样,信里冷酷而夸张地叙述着安布鲁斯的病情和死亡,其中还提到他个人深深的遗憾以及那个寡妇的震动与伤痛,他认为,这事给那寡妇造成了无法慰藉的悲痛。

“无法慰藉?”我对教父说,“葬礼第二天,她就走掉了,像贼一样带走了安布鲁斯的所有财物,只忘了他的那顶旧草帽,毫无疑问,草帽又破又旧,毫无价值。”

教父一阵咳嗽,浓密的双眉拧在一起。

“菲利普,你总不至于吝惜那些书籍和衣物吧?别计较了,除此之外,她已别无所有了。”

“你什么意思,她别无所有?”我问。

“好啦,我已经给你念了遗嘱,”他答道,“现在遗嘱就在你面前,就是我十年前所起草的,没什么变化。你看,并没有因为婚姻而附加什么内容,其中没有给予妻子任何财产安排。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一直以为会有句话,至少有某项条款,这是常理。大概他长期在国外,总想着要回来,便忽略了这类事情,接着他的病给这一切都画了个句号。令我感到有些吃惊的是,那个你所厌恶的意大利人,他丝毫未提到艾什利夫人的产权问题,这显然有些微妙。”

“产权问题?天哪!我们明知是她把他逼死的,还谈什么产权。”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教父回了一句,“如果你想继续以这种方式谈论你堂兄的遗孀,我可不想再听了。”他站起身,开始收拾文件。

“那你相信肿瘤的说法?”

“我当然相信,这里有那个意大利人瑞纳提的亲笔信,还有两个医生签名的死亡证明书,我还知道你菲利普伯父是怎么死的,而你不知道。症状太相近了。接到安布鲁斯的信,你前往佛罗伦萨去的时候,我就担心会是这样。可是你去得太晚了,没能赶上,这实在是件很难过的事。但是谁也没办法,不过现在我这么想想,也不见得是不幸,相反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就见不到他受罪的样子了。”

这个老家伙这么固执、愚蠢,我真想揍他一顿。

“你还没有看第二封信呢,就在我走的那天早晨来的,你看看吧!”

信还在我上衣的口袋里,我递给他,他又戴上眼镜看信。

“很抱歉,菲利普,这令人心碎的草草笔迹,也不会改变我的看法。你必须面对现实,我和你一样深爱安布鲁斯,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最珍贵的朋友。一想到他精神上的折磨,我就跟你一样悲伤,甚至比你更悲伤,因为我毕竟见过先例。你的困扰就在于你敬慕和深爱的人在死前变成了另一个人,你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在生理上、心理上都得了病,无法对自己所说所写的东西负责。”

“我不相信,”我说,“我无法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那我也无须多说了,但看在安布鲁斯的份上,看在这座庄园以及这个地区所有了解和爱戴他的人的份上,我希望你不要用这种观点影响别人,这会使大家感到更加悲痛,如果这种说法传到那寡妇耳朵里,她也许会非常讨厌你,甚至有权告你诽谤罪。如果我像那位意大利人一样做她的代理人,我将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我从没有听过教父用如此严厉的口气跟我说话,他是对的。关于这一话题,已无需再说,我得到了教训,不会再旧话重提。

“我们去叫露易丝吧!”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她在花园逛的时间够长了,你们两个最好留下来和我共进晚餐。”

吃饭时,教父一言不发,对于我所讲的话,他依然很震惊。露易丝不停地问我旅途上的事,问我对巴黎,对法国乡村,对阿尔卑斯山和佛罗伦萨的印象。我不经意地回答着,以免冷场。她很机敏,意识到有点什么不对劲。饭后,教父唤来斯考比和其他佣人,告知他们财产的分配情况,我和露易丝在客厅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