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舞美师的航班（第2/6页）

小女孩说：“但是它不是我的画眉。”牧师说：“你可以叫它画眉，完全没有问题。”小女孩说：“可它的确不是我的那个朋友啊，它是个陌生人。”牧师说：“它不是陌生人，我知道，它和画眉长得一点都不像，可是，你的祷告，上帝听见了。”小女孩笑了，她清脆地说：“牧师，谢谢您啦。”牧师愉快地说：“要感谢的是主。”

当舞台上只剩下牧师一人，他端详着手心里那只画眉的尸体，自言自语：我去念神学院之前，是个魔术师。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许是在机舱里的灯光突然调暗之后不久。

每个人的座位上方，那盏小小的阅读灯像是久病之人衰弱却又带点柔情的眼睛。狭小座位里，猝不及防地跌进睡眠中，再醒来的时候，必须忍受着睡意撕扯出来的类似宿醉的晕眩，把手放在脖子后面，亡羊补牢地揉一揉它，以拯救我疼痛的颈椎。我想知道我大概睡了几个小时，可是手机却不能打开——对于不戴手表的人来说，手机关机就意味着丧失所有时间的判断。视线所及的地方，倒是看见一只潜水电子手表的巨大表盘，被戴在一只细细的手腕上——是个坐在我邻座的小男孩，十三四岁的模样，很俊俏，一看就是混血。关键是，这孩子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我的那沓剧本，打印稿的A4纸散落在我们的座位之间，那团皱起的毯子上。我想我睡着的时候，它们滑了下来，被还清醒的人捡起来了。

他发现我醒来了，睫毛一颤，把手上那张纸轻轻地放回我的膝盖上，用清晰的法文说：“不好意思。”

“没事，随便看吧。”虽然对方是个孩子，但是我依然使用了主语应该是“您”的动词变位。我喜欢这个懂礼貌的小朋友。

我想是睡眠缩短了我的智商。因为我手上的剧本明明是中文版，他都能阅读，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讲法文？其实这是多年来悄然形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不轻易跟人讲我的母语，似乎这样就更安全。

“谢谢。”他率先换成了中文，发音纯正，不像一般的混血儿——不过也许是因为这句话过于简单，我知道，我总是凭借浅显的印象对人下判断，这是个要命的缺陷。

“你觉得这故事好看？”我问他。

“嗯。”他点头，神色腼腆。

“你看到哪里了？”

“牧师其实是魔术师。”——“魔术师”那个词也许他不会讲，他说的是法文。但是他凭借着故事的情境准确地判断了情节，聪明的小孩。

机舱里的灯突然亮了，空姐推着饮料车徐徐走过来。那代表着即将派发早餐，也就是说，快要降落了。

我打开了遮光板，额头不由自主地抵在舷窗的玻璃上，那种云端上的冰冷总让我想起“琼楼玉宇”这四个字。但是——波音767这种造型的琼楼玉宇会不会太难看了点儿。十九岁那年，我第一次飞行。从北京至巴黎，我永远记得，那天的天气绝好。我在高空上隐约看得见西伯利亚的雪。有时候我必须判断视线中的究竟是雪原，还是云朵。贴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小块玻璃，和今天的一样冰凉。当时我闭上眼睛，我想落地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高空中的西伯利亚画下来。那时候我年轻，拥有用不完的自信，无论在生活里遭遇上什么样的幻灭，我都可以跟自己说，没事，这值得，我可以把它们画得很美。

可是当我真的降落在戴高乐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是必须搞清楚抵达学生公寓的地铁路线。然后搞清楚我应该到哪个银行去存我那点微薄的欧元。那时候，欧元还是一种崭新干净得不像是货币的货币。龙城的中国银行里甚至没有多少存货——所以，不得已，我身上还带着一些法郎。我站在柜台前面的队伍中间，只会讲最笨拙的几句法文，我尽力让自己神情和他们一样漠然，就好像只要表情一致了，我一张开嘴就能流淌出和他们一样顺畅的异族语言，顺畅到我自己也听不懂。还好，我并不需要讲太多话，简单一句“日安”便可蒙混过关，不至于让自己维持了半天的漠然被尴尬打破，把法郎递过去，换回几张漂亮得不舍得让它去流通的新纸币，本次演出就圆满结束，我终于在他乡的土地上扮演了一次当地人。

然后我回到住的地方，从还没打开的箱子里拿出素描本。我想画我的西伯利亚，可是我的眼前闪现的，只有那张面额500的法郎上面，居里夫人的头像。是的，通俗地讲，我什么都画不出。曾经就住在我身体里的随时可以喷薄的色彩和形象，全都蒸发在周围这陌生的空气里。我对自己笑笑，我知道也许我被打垮了，被无法像别人那样说话的自卑，被那片渐渐远离我的西伯利亚雪原，被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