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起面

仿佛是命运强行的安排，在巷子深处，我们两家的房子原本就紧紧相挨。一座是日式老宅，没有庭院，小小的，住着裕志和他的爷爷；另外一幢则是新式商品房，我父亲和继母买下的，有一个大院子。隔开这样的我们两家的、说得更简单些就是裕志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只有一个院子和一道矮矮的竹篱笆墙。

从户籍本上看，我和裕志是五年前结的婚，在我们十八岁的时候。

当我们提出“想姑且先结个婚”时，没有一个谁反对。

我们也没有举行仪式，只是将裕志的户籍转到了我家。也因为，假若不结婚，裕志那位住在美国、没见过面的父亲就有可能来要求带他走；假设没有这可能性，我们大约不会在那个时候特意结什么婚。所以其实生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没有特别的热烈场面，乐趣也没有增加，虽然曾打算过阵子就在附近找处房子搬进去，但最终也没有实行，我还是和父母同住，整日游手好闲，裕志也仍旧和他爷爷住着，一面打零工。

裕志的爷爷是在初春的日子里去世的。

裕志希望他一个人整理遗物，我尊重了他的意思，葬礼结束后就不再烦他。他家里的灯每天都亮到很晚。

裕志的爸爸没来参加葬礼，这令我感觉蹊跷，但我没有问裕志，只是想，裕志的爷爷不就是他爸爸的爸爸吗，怎么他的葬礼他儿子不来参加呢，难道他们真的断绝关系了吗？裕志的妈妈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和裕志爸爸分手后就去向不明了。听说她给裕志爷爷来过一封信托他照顾裕志，以后再没联系。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裕志的父母都在裕志幼小的时候就抛下他去追求信仰，移居到国外去了。

在裕志整理遗物的下午，我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院子里的山茶树下。翻译烹调书是母亲的工作，我偶尔帮着草译一些，或者在她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忙做一点家务，此外无事可干，时间多得是。山茶花正开着，晴朗的日子里，我晾晒完衣物，就铺上报纸和山茶树相依为伴：时而闭目养神，时而睁眼四望；一会儿脱光了脚丫，一会儿又套回凉鞋。在山茶树下坐着，透过浓密的绿叶，我能看到碧蓝的天。山茶树把它那拥有塑料般色泽的粉红花朵和玩具样设计的花蕊毫不吝惜地纷纷抖落地面，给黝黑的泥土披上了浓艳的色彩。那色彩的组合反差鲜明，视觉冲击力十分强烈。从幼时起，我每年都看着这棵山茶树热热闹闹地绽放花朵，然后又痛痛快快地抖落它们。明明一切不曾改变分毫，却只有人，有时就这样从风景中消失不见。裕志的爷爷皮肤白皙，看上去就很虚弱的样子。他总穿一条黑裤衩在早上五点拿一把大扫帚打扫门前卫生，如今，这样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裕志打小便极怕他爷爷死去。当爷爷感冒了，或者骨折、胆囊有结石——尽管这类疾病并不危及生命——需要短期住院时，裕志便会担心得什么似的。看到他那恐惧的样子，幼时的我常常想：“没准想象父亲、母亲以及小狗奥利弗的死，不断地想象，要比这种事真的发生了还可怕呢。”

然而，无论我怎样在不眠之夜苦思冥想，第二天早上一醒来，那些人、那只狗便会以充满生命活力的姿态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叫我将晚上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相比之下，裕志则始终没有机会从他的思虑中摆脱出来，日复一日在那陈旧的房间里和沉默寡言的爷爷静悄悄地生活着。我常想，透过他的心灵之窗看到的景色一定远比我寂寞。无论我多少次牵他的手，怎样抱紧他，还是唯独无法改变那扇窗外的景色。

我们家似乎也决不能说是平静无事。父亲和继母正式结婚并买下房子，是在我七岁的时候。但那之前，在我记事以前，他们就已经生活在一起，所以一直到我长到很大，都以为继母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之前因为住的是公寓，不能养狗，所以搬进现在这幢房子时，父亲和继母养起了梗犬奥利弗，长期以来，奥利弗就被当作我妹妹。

做学生时，父亲曾和他的朋友在海边租了房子，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学生中间，这是常有的事。大家画画儿，向父母要生活费，带恋人同住，种植蔬菜，栽培大麻，制作家具。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类人也决不会消失，他们是一群纯真而诚实的人。在那里，父亲和我的生母相识了，他们很快结婚并生下了我。后来，其中有人要去东京继承家业，那家业是一家餐馆，于是父亲决定随他同去，共同经营，因为开店是父亲梦寐以求的事。然而我的母亲热爱大海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很快厌倦了东京的环境，据说在我几乎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她便离家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