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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那一学期剩下的时间，莉拉对我在学校的学习彻底失去了兴趣。当我问她在图书馆借了什么书，在读什么书时，她很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什么书也没借，看书让我头疼。”

我一直在学习。对我来说，读书几乎是一种乐趣。我很快就发现，当莉拉不再紧跟我，在学习和阅读上超过我，学校以及费拉罗老师的图书馆已经不再是一种历险，而是成为我非常擅长的事情，我得到很多鼓励和表扬。

有两件事情，让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有一次，我拿着我的借书证，上面写满了借书和还书的记录，老师先是表扬了我的坚持，然后问起了莉拉。他说莉拉和她家人现在都不借书了，他觉得很遗憾。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表现出来的那种遗憾让人很难受。我觉得，那种遗憾来自一种对莉拉的深层兴趣，要比他对我的表扬和鼓励要更加强烈。我想到，莉拉一年即使只借一本书，她也会在那本书上留下痕迹，还书的时候，老师会感觉到她留下的痕迹，但我不会在书上留下任何痕迹，我只是一个顽强的读者，一本一本，没有任何规律，囫囵吞枣。

另一件事和学校的作业有关。语文老师将我们的作文修改好发给我们（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狄多女王悲剧的不同阶段》），通常他只是说两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得八分或者九分，但那次他在班里对我的表扬深入具体，只有到最后，他才说了我的分数，他给了我满分。下课时，他在楼道里叫我，说他非常欣赏我分析问题的方式。宗教老师露脸时，他把宗教老师也拦住了，充满热情地讲了我功课的进步。过了几天，我发现杰拉切老师不仅仅让宗教老师看了我的作文，也让其他老师也读了，即使有些老师没教过我。有些高年级的老师在楼道里对我微笑，有时候甚至会表扬我一句。比如说，A班的一个女老师加利亚尼老师，她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的老师，但大家都在回避她，因为她是一个公认的共产党，她三言两句就可以把别人说得不够严密的话推翻。在学校的院子里，她叫住我，她对我的作文里表达的主要观点充满热情，也就是——爱情已经不能存在于城市，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善变成恶了。她问我：

“对你来说，一个没有爱的城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失去幸福的人们。”

“举个例子。”

我想到了我和莉拉，还有帕斯卡莱整个九月的讨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学校，要比我每天上的学校更像学校。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类。”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说我的作文写得很好，还给我推荐了一本书，她说会把她的书借给我。最后她问我，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市政府门房。”她低着头走开了。

当然，加利亚尼老师对我表示的兴趣，让我很自豪，但这件事没有后续了，一切都回到了往常的样子。我在高一就成了一个比较有名、学习优异的学生，最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只能证明：我和莉拉一起学习、一起交谈是一件多么有益的事？在她的激励和支持下，我能勇敢地走出我们城区之外的世界，也打开局面，让自己体会书上写的那些思想、风景、人物还有事情。当然，我对自己说，关于狄多女王的分析是我写的，把那些事情用优美的句子表达出来是我的专长，但我写的关于狄多的观点并不属于我。那篇作文，难道不是我和她一起写的吗？我们相互刺激，我们的热情一起燃烧，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关于城市里没有爱的观点，老师那么欣赏，但那不是莉拉的想法吗？尽管我是用自己的语言扩展了这种观点，但从这些事情中，我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开始期待我独立完成的作文能获得表扬。杰拉切老师让我们写了另一篇关于迦太基女王的作业——《埃涅阿斯和狄多女王：两个流亡者的相遇》。他看到我的作文，并没有被打动，只给了我一个八分。但我获得了加利亚尼老师的认可，她见到我，总是会很客气地向我打招呼。我发现她是尼诺·萨拉托雷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尼诺是A班的学生。我真的很渴望受到别人的关注，我希望这些关注来自尼诺。他的语文老师在班上公开表扬我，我希望他会想起我来，和我说话。但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我进出学校门口时会遇见他，他总是一副很专注的样子，从来都没有看我一眼。

有一次，我甚至尾随他到了加里波第路，然后走到了卡萨诺瓦路。我希望他能看到我，对我说：“你好，我们正好同路啊！我经常听人说起你。”但他走得很快，低着头，一直都没有向后看。我觉得很累，我鄙视我自己，我很沮丧地掉头走上诺瓦拉路，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