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桥（第3/4页）

如果给丁奎（真正的丁奎，而非语言学上的丁奎）盖棺定论的话，他的贡献好像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方面。这个因修桥而死的人，死亡本身就是一座桥，通过这座桥，枋口人和知青们的联系突然密切了起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局面形成了。他的死，也促使我写这篇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死，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个动机。

不消说，我要写到那个被人称为“母金鱼”的白知青了。丁奎死了之后，哭得最凶的就是她。她的哭，引发了别的知青的哭。别的人哭一阵也就算了，可她还是照样哭。用知青们的话来说，就是她都快哭死了。人们当然不能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死在哭上面，因为那没有多大意义。可以说，枋口人跟知青一样着急，生怕她就这样毫无意义地死掉。总得找人去劝劝她，想个办法让她把眼泪擦干，继续投身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可是谁能承担起这份工作呢？

愿意承担这份工作的人很多。起初是村里的妇女，主要是大妈和大嫂，她们都是自愿去的，去的时候，手巾里包着两三个鸡蛋。一到大庙的女知青的屋里，就盘腿坐到了床上。她们说的话，专业性很强，都是劝丧的专用语码，村里的男人都很难听懂，何论知青。另外，一些词的感情色彩不容易被人掌握。比如她们经常提到“死鬼”这个词，并说那丁奎就是死鬼。外人听来这很像是骂人话，可是枋口妇女用这个词是来表明她们和死者家属的亲近之情，意思是说，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都还活着，我们（我和你）把那死鬼给忘掉，继续走我们的路。她们的一套语码让白知青感到莫名其妙，是在情理之中的。她加倍痛哭也在情理之中，想一想没有人能和自己沟通，她们还要来这里骂人，她哭的理由就成倍增长了。

我的母亲也去过一次，也是带着鸡蛋去的，而且还是挑最大的鸡蛋带去的。母亲回来之后，复述了她们七嘴八舌说的一大堆安慰话。除了骂死鬼之外，她们还劝她保重身体，节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该嫁人还是要嫁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千万不要犯糊涂。她们的话，翻译过来，大致如此。诸如此类的话，她们说了许多遍。坐在白知青身边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她的肚子上摸一把，这使得谈话慢慢变得意味深长，也渐渐趋向一个想象中的真实：她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这里隐含着一个连续跳跃的判断推理：

别人不哭，她哭，说明她和死鬼的关系不一般。

男女的关系不一般，当然会有孩子。

她肚子里没有孩子那才叫怪事呢。

类似的判断推理可以翻出许多花样。某种真实似乎越来越明确了。随着白知青房间里的鸡蛋越来越多，几乎每个妇女都掌握了推理判断的知识。村里的一对迟迟未育的中年夫妇，已经做好准备，要下白知青生下的小宝宝。他们不怕别人笑话那个小宝宝。他们相信，那时候人们会忘记宝宝的私生子身份，留下的事实只有一个：他们有了个孩子，孩子聪明可爱，因为私生子都聪明可爱。

得知白知青肚里有种的消息之后，村里的不少男人，尤其是那些光棍们，都自告奋勇，愿意上去开展工作。但村支书往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凉水，他不允许他们胡来。村支书担心大家怀疑他想单独揽下这份差事，就说：他也不去，他推荐别人去。

他推荐的人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乔凡新。乔老师没有推让，他说，既然大家相信他，他就尽力而为，把说服工作做好。他还说，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和知青同志们多接触一下，向他们学点知识，服务于今后的教学。乔凡新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让我们继续写作文。关于作文，他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字迹要工整，篇幅要长；二是什么都可以写，但是不能写那天下午河滩上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又想起了乔福顺的牛，我问老师能不能把乔福顺的牛写进去。乔老师立即把两点要求变成了三点。他说：补充一条，福顺的牛也不能写，谁敢写，我罚他天天扫地擦黑板。

我们都以为乔老师去工作一个下午就行了，没有料到他一连三天没在学校露面。语文课改成了自习课。什么叫自习课？自习课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出教室就行。我们以前怕上语文课，现在我们最愿意上这门课了。我们把课桌并到一起，打乒乓球，或者登上讲台，模仿各位老师的神态。乔福顺有一天牵着牛从校园旁边经过，受我们喧闹声的吸引，他跳过墙，趴在教室的窗口久久不忍离去。他说早知道上学也能这么舒服的话，他就不退学了。

当然也有人不舒服。付校长就不舒服。他经常跑到教室里训斥我们，让我们把桌子拉开。他还骂我们是些孬种，骂过我们之后，他又说：我也不骂你们了，这不能怪罪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到后来，付校长不但不骂我们，而且对我们的态度变得格外好，他说，既然你们想玩，就到外面玩吧，教室里的地方太小，都到外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