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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吧,一切仇恨都被逐尽,

灵魂恢复了它本来的天真,

最终认识到了灵魂就是自娱,

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警惕,

它甜蜜的意志将是天国的意志,

纵然每一张脸都怒气冲冲,

每一个多风之处都吼个不停,

或每一只风箱迸发,她依然自怡。

——威廉·巴特勒·叶芝,《为我女儿的祷告》

现在我们生活在科罗拉多。1982年春天,我受邀来到这里山间的一所学院开办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后来我又回了东岸一趟,把阿姆丽塔接了过来。短期的访问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定居。我们把埃克塞特的房子租了出去,包括所有家具在内,但那九幅画我们带了过来,现在它们就挂在小屋粗糙不平的木墙上。1973年买的那幅杰米·韦思小型油画挂在光线最充足的窗边,刚开始的几个月,山间光线的质感迷住了我们,阿姆丽塔和我开始尝试画油画,当然,作为初学者,我们都相当笨拙。

以波士顿的标准来看,学院的硬件设备相当原始,薪水也很低,但我们住的房子曾是游骑兵的营地,透过宽大的窗户,可以望见北边一百多英里外白雪皑皑的群峰。强烈而明澈的光线照得山峰的轮廓清晰得近乎疼痛。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穿着牛仔服,阿姆丽塔学会了在泥泞的雪地上开四轮驱动的野马。我们想念大海,也想念我们的朋友和海滨文化的种种好处。现在,离我们最近的镇子在山脚下,离学校足足有八英里,在夏天的旺季,镇上号称共有七千居民。镇上最高级的餐馆名叫“LaCocina”,在西班牙语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厨房”。要想出去吃晚餐,那么我们可以在必胜客、诺拉的早餐角、盖里烤肉和州际公路上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卡车休息站之间挑选。夏天阿姆丽塔和我经常光顾风味冰淇淋店。在新的市政中心落成之前,镇里的图书馆开在一辆清风房车里面。这里距离丹佛大约三小时车程,冬季两头的山口都会关闭一段时间。

但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早晨我们总是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就像重力也随着海拔的升高减弱了一样。白天光线的质感远非愉悦可以形容,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恩赐。疗愈的恩赐。

上一个秋天,阿贝·布龙斯坦去世了。当时他刚刚完成冬季号的编辑工作,那期杂志登载了安·比蒂的一个短篇,阿贝在步行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突发心肌梗死。

阿姆丽塔和我飞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我们和其他吊唁者一起去了他和母亲同住的连排屋里喝咖啡,老太太招呼我和阿姆丽塔跟她一起走进阿贝的房间。

三面墙的大部分空间都放着顶天立地的书架,让狭小的房间显得更加逼仄。布龙斯坦太太已经八十六岁了,她坐在床边,看起来虚弱得连支撑自己的身体都很困难。房间里还残留着阿贝招牌式的雪茄味和皮革封面的气味。

“这边请。”老太太说,她递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手稳得惊人,“亚伯拉罕让我把它交给你,罗伯特。”她低沉的喉音年轻时一定相当迷人。现在,岁月削去了她声音里的光华,虽然措辞精确,但听起来只是很舒服而已。“亚伯拉罕要我亲自把它交到你手里——照他的说法,如果实在不行,我就亲自去科罗拉多找你。”

要是换个时间,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搭便车穿越草原的画面准能让我会心一笑,但现在,我只是点点头,拆开信封。

1983年4月9日

博比——

如果你读到了这封信,那么说明近期我们俩都没遇到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我刚刚从医生那里回来,虽然他没有叮嘱我别买播放时间太长的唱片,但他也没打算卖给我任何长期的证件。

我希望你(和阿姆丽塔?)不要为了我而打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是说,如果那个你称之为家的穷乡僻壤真能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嗯,在我写信的时候,那还是你的家。

最近我修改了自己的遗嘱。现在我正坐在老朋友马德·哈特住处附近的公园里抽着雪茄,打量那些早早就穿上了吊带衫和短裤、拼命说服自己春天已经来临的姑娘。今天的确挺暖和的,但还没暖和到让她们不起鸡皮疙瘩的地步。

要是妈妈还没跟你讲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在我的新遗嘱里,我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她。所有东西,但不包括原版的普鲁斯特,保险箱里与各位作者的通信文件,以及《他声》的所有权益、荣誉、执行主编的职位和微不足道的银行账户。我把这些留给了你,博比。

现在,请稍等一下。我可不想被别人指责,说我把一份沉重的担子挂在了你无忧无虑的波兰脖子上。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大可把杂志转让给别人。如果你觉得应该把它交给别的更有责任感的人——那么请自便。我会把这些事情全权委托给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