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五章 原来我是黄台吉啊！（第2/4页）

同时张鉊规定朝廷中枢五品以上官员，每月没有一次上书言事的，采取罚俸、降职乃至罢官等严格措施。

在小的方面张鉊就如此注意了，大的方面自然就更加重视。

在张鉊以自己累得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终于被刺激了出来。

于是‘自作自受’的张圣人刚回京，就被奏疏给淹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阴鹞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

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

阴正奇（阴鹞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马鹞子）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提供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溃之后，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后玩脱，造成了藩镇自主。

黄巢以后，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他们从募兵制，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保证武力，以武力保护政权。

所以残唐五代，武人才那么能打，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