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诚： 钱学森和《科技导报》（第2/4页）

第一次压力发生在1990年春夏之交。长江水利委员会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说：“在长江三峡工程上，你们老登不同的意见，是错误的，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我当时就让编辑部主任顶回去，回答说：“长江三峡工程还没有做最后决策，中央还没有下红头文件，你们没有权力指责我们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与我们平级的事业单位，应该说，背后没有钱正英部长的指示，他们是不可能对我们这样专横、放肆的。

钱正英、钱学森二位钱老是好朋友，被合称为“二钱”，交谊很深。我把上述指责顶回去后，钱正英和钱学森很不高兴。钱学森是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几个星期后，他召开科协主席办公会，给我下正式的书面参会通知，并让科协秘书处口头告诉我必须参加。一开会，钱学森就说：“蔡德诚，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这是正式的会议，有记录的，他居然这样开门见山地责问我！

我知道，钱老找我来开会，很可能是为了三峡工程。他在政治上一贯紧跟中央，对于三峡问题持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清楚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中国科协的办公厅主任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亲耳听到有位领导人拉着华罗庚的手说：“华老，你做做工作嘛！科学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上三峡，三峡是中央要干的大工程，你要争取科学界的人同意我们嘛！”但问题是，我们得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工程有什么潜在问题？到底该不该建？在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没把握的时候匆匆上马，以后出了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

因为心理上有准备，我回答得很快，也很干脆。我说：“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就这么几句话，我回答得斩钉截铁，非常直白。而且，这几句话，逻辑非常清楚，完全站得住脚。所以，钱学森没法反驳我。他接不上话，停了一下，说：“好！这个问题我们会下再说。下面讨论第二个议题……”会后，他并没有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议题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勇于刊登不同意见

没能当面压服我，随后的发难接踵而来。我们《导报》本来被定位为中国科协的学术会刊，上述主席办公会约半年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镇宁和《导报》的主管领导——书记处书记李宝恒找我谈话，说，钱老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解散刊物的编辑队伍，另组建一个《现代化》杂志作为中国科协的会刊。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四人帮”，反对发动“文革”，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朱光亚的一封信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