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4/10页）

熊：这段时间取得了什么具体成果吗？

宋：似乎没有。我看研究人员基本是应付态度，大家的心思都没在研究上。粉碎“四人帮”后，黄淮海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当地的农作物产量有显著的提高。“文革”前的1964年到1965年间也还是出了成果的，井灌井排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措施对于治理盐碱地有效果。

“五七办公室”

熊：您在黄淮海办公室工作了多长时间？

宋：时间不长。黄淮海工作搞得不景气，办公室后来被撤销了。

接下去我就被调到新成立的“五七办公室”。刚到“五七办公室”时，听说院里已组织了一批人到宁夏陶乐县去办干校，但这批人到那儿之后，发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适合搞干校，没几天又撤回来。后来不知道由谁去考察后决定去湖北潜江的一个原劳改农场办干校。

熊：“五七办公室”有多少人？

宋：领导是两个军代表。成立后不久直接管我们的是一位姓邢的军代表，他在部队时大概是个连级干部。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军代表，叫吴海祥。吴是军宣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可能分工管“五七办公室”（“文革”后他还留在院行政管理局当过副局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开科学院）。后来姓邢的军代表调走了，又改派了一位更年轻的姓邓的军代表来接替。军代表不做具体工作，只是看看，不过我起草的公文或有关文件都得经过军代表签字后才能发出去。另外如有什么事情要人去干，也是由军代表指派具体的人选。

在“五七办公室”做具体工作的开始时有六个人：北京天文台的艾国祥、动物所的杜继武（他们俩在“五七办”待了没多久就先后离开了），还有行政管理局的贾连行、郑仲维、门振华和我。

熊：您在“五七办公室”做什么工作？

宋：刚去时我记不得是谁告诉我说，你就待在办公室，有关文字的工作由你办。这样，所有来往公文、文件的处理，接电话，接待来人的事都由我来做。不过事情实际上并不多，只是不能离开办公室太长时间。其他人都经常跑进跑出，很少有人在办公室待很长时间的。他们各自分工干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大都是在做外勤工作。比如某个五七学校需要拖拉机、其他农机具或者要在北京买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去办的。这些事有时候人手不够，我也去帮忙。记得有一次要在五道口火车站托运拖拉机等东西去干校，他们也叫我去帮忙。

熊：干校的选址您参加了吗？

宋：没有。是院革委会或军宣队另外派人选定的。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地址是科委自己选定的。我在“五七办公室”干了约两年，其中还有半年左右时间被派到院直机关办的学习班去学习。

在“五七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1970年7月，国家决定“三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合并。那时“五七办公室”是在中关村的福利楼办公，“三科”合并后，就跟院革委会的其他机构一起，搬到三里河的院部去上班。在中关村时，听说工、军宣队的头头和刘西尧都住在中关村小区14楼，并在那儿办公。

熊：“五七办公室”对谁负责，吴海祥向谁汇报工作？

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也没人谈过。吴海祥很可能是向当时军宣队的主要领导石煌、崔星或刘西尧汇报。工、军宣队是同时进驻科学院的，但工宣队在科学院待的时间较短，军代表一直待到“文革”结束前后才陆续离开。

熊：您刚才说曾被调到院直学习班去学习，学习什么？

宋：学习中央的文件，没有文件时就念报纸。那时候原来院机关的工作人员全体都集中在西颐宾馆（原来院部在城里文津街办公，“文革”前不久搬到这里）学习。张劲夫等也被关在西颐宾馆监督劳动。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的人被编成一个班在一起学习。老过从牛棚被放出来后，也跟我们在一起学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学校。张劲夫等不少院、局级干部也被关在这里监督劳动、学习。好像每天还搞“早请示、晚汇报”。

熊：五七干校的校长由你们任命吗？

宋：不。我推测都是由刘西尧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的。

熊：当时院革委会与工、军宣队是什么关系？

宋：名义上是什么关系不知道，看样子院革委会是受工、军宣队领导的。

熊：1967年7月成立院革委会，一度由它负责全院工作；然后，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它们又管革委会？

宋：对。凡是有派工、军宣队进驻的研究所也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