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与中国科学院（1956—1977）（第3/10页）

“解放”之后，我被结合进生物学部的造反派领导组织中去。之后没几个月，大约1967年底或1968年初，我又被调到院业务组，组长是康子文，原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

熊：业务组人多吗？

宋：不多。那时候没有学部了，业务组把以前各学部负责的工作都管了起来，但因各所的科研工作都相继停止了，所以实际上并没做多少事。不过我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

熊：业务组内是不是有个叫佟凤勤的？

宋：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遗传所，到遗传所后或之前好像还被分配到某地的农场和工厂去劳动锻炼过，后来被调到业务组，是那儿的一般干部。我到业务组之后，并没被分配任何工作，没过多久（约1968年1月），又被调到黄淮海办公室。我去的时候，办公室的班子刚开始组建，办公室的头是原保卫局的一个（副）处长，叫张泽光。但他对科研业务不懂。我记得乔林当时召开过一次会，组织一些人讨论黄淮海应怎么搞。大概因为我原先在生物学部工作，对黄淮海工作有些了解，所以把我调了过去。

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

熊：您到黄淮海办公室之后是什么职务？

宋：没有职务，就是一般的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办公室也就三四个人，除张泽光和我外，大概还有沙志发、李松华。

熊：具体怎么做？

宋：由各个所自己报项目，可所里响应的人很少。最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是要组织一万人去搞黄淮海，但很难贯彻，好多所反对，包括植物所、动物所、微生物所等都反对，认为专业不对口，使不上劲，结果去的人很少。

熊：“最高指示”也不好好响应？

宋：按我的看法，毛泽东讲的话如果是就全国范围而说的，那么要研究如何全面改造、治理黄淮海那么大的地区，用上万人也不算多。而如果只是针对科学院而言，要抽出那么多的人去搞，是绝对不现实的。科学院只搞其中的一个点，也就没那么多人。事实上，当时科学院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到一起，也不到一万人。黄淮海的治理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不少时间。“文革”之前，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设了一个点，稍后，国家科委也在山东禹城设了一个点，搞的花样跟科学院的差不多，也调了科学院的人参加。“文革”开始时，科学院在封丘的点已经撤了，农具、房子什么的都交给县里。国家科委设在山东禹城的点也基本上撤了，但还有当地留守的人在那里，设备也还有一点点。1968年时，科学院又重新在原来科委搞的山东禹城设点，我调到黄淮海办公室不久，张泽光就派我去山东禹城蹲点。

熊：你们这个点有多少人？

宋：总共不到十个人。所里不派人，院里也没办法。其中，大约地质所三人；遗传所两人；土壤所开始去了两人，不久就撤回去了。东北林业土壤所，当时已经不属科学院管了，倒是有两个人自动前来蹲点。他们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北林业土壤所在“文革”时大概搞得很左，把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有的人有抵触情绪，不肯去。这是我估计的。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倒是带了组织介绍信。

熊：讲到专业不对口，难道他们留下来搞政治运动就是专业对口？如果响应指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岂不是可以避免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

宋：我推测，能被派下去的人，都是不会被冲击的，而受批判的对象是不会被派下去的。跟自己的专业不对口，下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因此许多人不愿意去。植物所造反派管业务的头头就公开反对，说：“搞黄淮海跟我们植物所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去干什么？”所以植物所就没有派人。

熊：除了科学院，别的机构派的人多吗？比如，农业科学院派了多少人？

宋：他们“文革”后做，“文革”前也做，但“文革”中有段时间他们好像没做，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熊：要求一万人，实际去的不到十人，“最高指示”怎么也这么不管用？

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检查。整个抓业务的系统都瘫痪了，研究工作也停顿了，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农民因为要吃饭还上工，工厂嘛，有不少根本不开工。

熊：黄淮海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宋：治理风沙、盐碱。

熊：您到基点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宋：我去了两三次，一次去两三个月，回来待两三天之后又去。我不做具体的科研，去那儿主要是了解他们搞研究工作的情况。比如地质所去的人是搞水文地质的，他们在基点住处附近搞井灌井排，有时我给他们打打下手。遗传所的人在那搞育种，到点上去的胡含当时就住在农民家里，我曾去那儿看他。他当时也就做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如称作物种子的干粒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