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3/7页）

心理所奉命按期把计划重新报上去之后，上面居然也没怎么着。这件事情就这样没声没息地过去了。具体原因我一直都不清楚，现在回过头来想，估计跟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乐天宇的问题，腾不出手对付心理所有关。乐天宇事件和心理所抗辩事件基本同时发生。之后几个月，在开了几次生物学座谈会之后，中央就在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以行政手段而干预学术的文章——《为坚持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

周恩来等：心理所的任务要由心理学家来讨论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心理所从事的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批判旧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学习苏联心理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国内其他心理学教研机构的情况更不好，在院系调整中（1952年），全国仅南京大学保留有心理系；另外按照苏联模式，北京大学心理系改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心理系被合并进去；其他各大学的心理系、组的人员多分散到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所属的心理学教研室、组。所以从数量上讲，心理系在1949年后反而大大萎缩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然后，1955年下半年，高教部又打算停办南京大学心理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师们怎么安排？于是这些教师和中科院心理室的人串联，又筹划合并成立心理所。

此事得到了中科院心理室的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努力下，12月9日，中国科学院第53次院务会议征得高教部同意后，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方面的力量与科学院心理室合并，建立新的心理研究所。

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致函中国科学院：“由于心理学干部需要数量不多，北京大学心理专业的毕业生已能满足需要，因此，我部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停办……为了发挥该校心理学教师的潜力，加强你院对心理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部特提出以下建议：（1）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研究所，并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

1956年上半年，心理学家们利用参与制订科学技术12年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包括有心理学学科规划）的机会，进一步确定将中科院心理室扩建为研究所。

1956年2月，南京大学心理系停办，人员和设备并入中科院心理室。12月22日，心理室正式扩建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大学校长兼前心理系主任潘菽任所长，曹日昌、丁瓒任副所长。

成立新的心理所，马上又面临方向、任务的确定问题。科学院党组——这时候张劲夫已经来了，接替张稼夫任书记——就于5月18日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请求报告。报告提出，心理所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展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一段话其实并不是院党组越俎代庖做出来的，而是心理室党组织商量之后报上来，院里再报给中央的。

1956年6月19日，中央宣传部写了一个意见，除同意成立心理研究所外，还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对此做出决定”。通过邓小平，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同意中宣部的意见。

这个非常好的批复出现于陆定一在怀仁堂给文联和科技界作“双百方针”报告（1956年5月26日）之后。我想，中宣部能写这么一个非常开明的报告，跟吸取苏联的教训，改变自己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康生等“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

应该说1956年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可不久之后的反右派运动又令“双百方针”名存实亡。1958年时，更是对心理学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个批判是从教育口弄起来的，其背景之一是“教育革命”。

“火”从北京师范大学烧起。1958年7月底，北师大党委和教育系党总支发动了批判该校心理学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的运动，教研室主任彭飞教授、副主任朱智贤教授和几位讲师遭到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越出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8月中，北师大连续召开三次千人以上批判大会。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和北京大学的唐钺教授等，也都被点名批判。批判的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从学科的性质到任务，整个心理学科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凡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特别是老科学家，大都受到冲击，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