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第2/7页）

，副主任为丁瓒、陈立、曹日昌。1951年12月，心理所正式成立，由曹日昌任所长。当时曹日昌还在院部工作——先当计划局副局长，后当办公厅副主任，再后来又担任联络局副局长——这些都是重要的岗位，他去研究所的时间不可能太多。

研究所建起来之后，起到了吸纳人才的作用。到1953年1月时，该所已经差不多有30位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它突然从研究所降格为研究室。

这跟丁瓒受处分有关系。他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老党员，曾经脱党，并一度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再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方面中的问题，1953年前后他被开除出党（1980年才平反、恢复党籍），并被调往心理研究所。我当时不是党团员，不清楚详细的原因。但明显是因为丁瓒的关系，心理研究所被降格成了研究室。

对于这样的降格，我个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丁瓒只是心理所筹备处的副主任之一，心理所正式成立后，并不兼该所行政领导职务。他只是在该所降格为研究室之后，才担任室副主任。我不知道张稼夫如何看待丁瓒。后者肯定是得罪了一些人，但降他的级未必要使心理所跟着降格。

陆定一等对心理所研究工作的全面干预

1951年底，心理所把1952年度的研究计划呈报给中国科学院的上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文委”），很快就有反应。1952年1月8日，政务院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给心理所发了一个有两页长的文件——《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些意见》，对他们的计划基本予以全部否定。接着，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陆定一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亲自对此发表了意见。

陆定一的谈话和科学卫生处的文件内容差不多，均说心理所的计划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和实际。他们认为，心理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应为批判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心理学流派——在他们看来，除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心理学之外，其他的心理学都应该在批判之列。陆定一在谈话时还稍微留了点面子，说除了心理卫生组可进行原拟计划的工作外，其他儿童心理组、劳动心理组、实验心理组和教育心理组的计划都要重来，需要改订。科学卫生处的文件更是毫不客气，每一个题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总的研究方向到具体的研究内容、方法，全部否定。

从1951年进科学院，到80年代后期退休为止，我所见到的高层对基层单位研究计划的指示或干预，到这么细致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这个意见下来后，心理所开了两次全所人员工作会议，讨论陆定一的指示和科学卫生处的书面意见。但最后在《重订1952年度研究计划的初步意见》报告中，他们实际上还是原封不动——除个别因为人力原因暂缓进行外，真正改动的题目几乎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服。虽然出于对上级的礼貌，他们在表面上还客气了一番，说“基本上完全同意”科学卫生处和陆定一的意见和指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隐讳其不满，紧接着就指出科学卫生处所提的部分意见在细节上“相当草率”、“有些片面”。

我在大学没有读过心理学课程，并不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一看文委科学卫生处的意见，就觉得有些批评牵强附会。比如文件对曹日昌领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做了批评。它武断地认为，“调查统计小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年龄、性别、年级、普通智力、学业成绩、儿童人格……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等之关系，这种形式主义的图表统计方法显然是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解决什么问题的。”它还质问曹日昌：为什么在这个研究计划里，看不到马卡连柯（Антон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在改造“问题儿童”上的成就和经验的任何影响？而且一点也没有提到像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

我当小学教员时，读过一本苏联的关于教育、改造犯罪儿童和流浪儿童的书，对马卡连柯的事迹和相关理论有点了解。他是苏联有名的特殊儿童教育专家，在十月革命后以组建高尔基工学团或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方式收留了大量流浪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革命中死去了）和犯罪儿童，让他们过集体生活，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心理所研究儿童在学校的犯规问题，为什么非得用马卡连柯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又把他们集中到哪里去？我请教了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也认为心理所顶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