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3/6页）

熊：在这之前中国举行过多学科的学术会议吗？

薛：没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其他国家即使有先例，也不会多。单科会议放在科学不发达国家开的也极少。

熊：现在很少见到这种几乎包含所有学科的会议了。这类会议，组织起来特别费力，而代表们集中起来之后，由于大部分议题超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又很难进行深入的讨论。

薛：讨论的状况还可以。总的印象是，非洲国家比我们更落后；澳大利亚、日本的科学水平相对较高，代表们发言比较踊跃一点。代表的水平差距很大。有世界级的，如澳大利亚的射电天文学家克里斯琴森教授，他是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日本的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在会上提出了一种原子核模型，他们在物理天文组的水平也是很高的。我们中国由钮经义、邹承鲁、汪猷、邢其毅所报告的《从胰岛素A及B链重合成胰岛素以及A及B链肽段的合成》，在化学组是水平很高的。我们还有几个高水平的工作，如施雅风、刘东生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引起的反响很大。也有水平很低的。本来规定要在会议之前递交论文，可有些人上了飞机之后才拿着铅笔随便写了一些字，纸张皱皱巴巴、一塌糊涂，那也算一篇论文。这样的人多数来自非洲。我知道其中一个是中学的地理老师。那些国家由封建王公、酋长、买办等掌权，虽然一些部门的领导人按道理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们凭着权力把自己指派为会议代表，或者让一些走他们后门的人参会。所以，实际与会的并不都是真正的科学家。有些人还行为不端。为了这次会议，中国科协在友谊宾馆包了三栋楼。后来把那三栋楼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撤了，包括开电梯的。因为在开会期间出现了个别会议代表把女服务员堵在电梯里欲强行不轨的行为，还有对收拾房间的服务员实施性骚扰的。

熊：居然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当时没想过将那些人绳之以法？

薛：那些行为都是一对一的，并没有留下多少确凿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种事不好对外面讲。宣扬出去，政治影响非常不好——你们请来的代表就是这样一帮人！在连续出现几起这样的事件之后，只好把女服务员全撤了。

熊：当时提供的生活条件如何？

薛：我们工作人员不跟代表们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反正友谊宾馆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熊：大会花了多少钱？

薛：我不知道。数目肯定很高。会议的来回旅费很可能都是我们包了。会议期间还有参观活动，参观原子反应堆、一些大的工厂等。会后愿意走的先走，绝大部分人都留下来，分七路赴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西安（延安）、武汉、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了一至两周。最后走的时候我们还送有重礼——最初计划每人送一个中国制造的金手表，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只送了一支特制金笔。总而言之，代表们生活上的待遇非常高。

熊：在查档案时，我还注意到，东非科学院的代表奥廷诺曾要求我国给予他经济援助。他宣称东非科学院秘书长接受美援、勾结印度反对他。他急需经济援助，以便在知识界中发展进步力量，在两三年内重新掌握东非科学院。我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对此颇为不满。说：“你们一直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为何在我面临这种困难时而不予支持。”

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国家刚从“大跃进”所导致的经济困难中走出来，并不宽裕，确实难以满足某些人的欲望。

熊：您陪同外国代表参观了吗？

薛：没有。当时各个学科的工作人员很少，我不单管生物方面的，其他理科学科也得管，所以管的事情很多，会议期间经常泡在印刷厂里。会后则忙着处理印论文集等善后事宜。在北京很难找到西班牙文翻译，开会时翻译马马虎虎对付了过去，印论文集时他们根本就不管，而文字稿更应该字字推敲。我费了很多周折，才通过学部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找到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专家帮忙校对、审核西班牙文。会议只开了11天，可我从1964年初到1966年元月2日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前，主要被抓去忙这个会。

陪外宾参观也是苦差事。在北京科学讨论会前后我曾两度陪外宾参观。第一次是陪朝鲜科学院微生物所分所的所长到石家庄去考察我们的华北制药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