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第2/6页）

熊：总共只有367位代表，参会的人数倒也不算太多。

薛：正式代表360多人（其中外国代表273位，不含代表的夫人和工作人员）。中国代表团由61人组成，另外有特邀代表32人。周培源任团长，张劲夫、范长江、张友渔、张维、钱信忠、于光远是副团长。为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据说有上千人。当时还特意在友谊宾馆盖了一个北京科学会堂，在会堂内安装了几套同步翻译设备。

熊：翻译属于工作人员？

薛：是的，大约有200名翻译，还有大会秘书处的人也属于会议的工作人员。大会使用中、英、法、西班牙语四种官方语言，要求送来的论文在母文之外得附另外三种文字的摘要（其中中文摘要归我们负责）。举个例子，如果某国代表提交的是英文论文，则他还需附上法文、西班牙文的摘要。可有不少外国代表根本不遵照规定，那些事情就只能由我们来代办。那时候西班牙文翻译很难找，颇费了我们一番工夫。

各种各样的杂事很多，我们差不多在1964年初就集中了。这个会议被作为特殊的政治任务，文章随到随印，外文印刷厂和中国科学院在通县的印刷厂随时待命。论文来了之后，翻译、打印、校对，工作量很大。

熊：除印制论文，还有哪些需要你们应对的杂事？

薛：比如说会前我们还要与外国代表进行摸底谈话，估计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并研究应对策略上报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张劲夫、范长江等）。我们理科的会务组（抽调各研究所所搞外事工作的同志组成，外事经验都比较丰富）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印度尼西亚一个研究原子能的女科学家。在摸底谈话时发现她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反对并谴责发展一切原子武器。中国当时正在秘密研制并马上（1964年10月16日）就要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了。会议要表现得民主，不能不允许她发言。所以会议秘书处挺紧张的。我们后来采取了这个方法：组织中国几个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在正式开会前跟她座谈，阐述不能笼统反对原子武器的理由，最后把她的思想工作给做通了。我们的处理方式得当，并没有强加于人，效果还可以。

熊：你们还要负责外国代表的思想政治工作，难怪要用那么多的工作人员。

薛：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国际会议关系国家的面子，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向来不惜工本。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组织会议的本领都没得说。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我们还开放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让外国代表们参观。相关的陪同、翻译工作也很多。

熊：会议都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吗？

薛：全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其他会议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开幕式欢迎词；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致开幕式贺词；中国科协主席李四光致闭幕词。这对国家外事部门而言也是一件大事。对外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致祥一直盯在会上。会议闭幕之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为会议代表们举办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聂荣臻、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林枫、杨尚昆、叶剑英、郭沫若、包尔汉、张治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刘少奇还与他们合了影。

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和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几乎全部出动，这次会议的接待规格确实是非常高。我还注意到，仅1964年8—9月期间，《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相关报道100余篇，连“古巴一客人回国”这类小事也要报道，而且经常动用多个整版的篇幅，对此次会议的宣传规格也可谓高到极处。

薛：许多国家的参会规格也很高，比如作为会议的发起国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日本派出了一支以坂田昌一为首的由6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外国代表中有17位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如叙利亚前总理阿兹迈德，印尼文教部长普里约诺、司法部长阿斯特纳维纳塔，阿联酋科学研究部长图勒基，布隆迪卫生大臣马拉布科等，还有20多位大学校长和科学研究院院长，40多位研究所所长和大学系主任。

熊：印度参加了吗？

薛：邀请了印度，但印度没派代表参加。巴基斯坦参加了。印度是世界科协的西亚中心所在国，这个中心比北京中心成立得还要早一些。他们于1964年7月27—30日在新德里开始举行了为期4天、名为“科学与国家”的科学讨论会，邀请了28个国家的45个外国代表出席。这在当时被看成是在“苏修”的指使和支持下和我们唱对台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