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毓昌： 力学所早年的人和事（第2/10页）

熊：作为正、副所长，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如何？

李：我们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感觉到，刚从美国回来时，钱学森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钱伟长。毕竟他对国内的大环境不熟悉，而钱伟长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六七年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全国力学代表大会暨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由钱学森致开幕辞（主要是些客套话），由钱伟长做大会总结——因为钱学森觉得钱伟长的讲话会比较合乎党的政策，所以请钱伟长来讲。

后来，我又注意到，在力学所的会议上，钱伟长先生和钱学森先生经常有不同意见。郭永怀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不同，在力学所的会议上，他和钱学森先生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

熊：两位钱先生因什么事情而争论？

李：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力学问题吧。

熊：这种争论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李：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熊：但是，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却有钱学森严厉批判钱伟长的报道。

李：在对待钱伟长的问题上，我觉得钱学森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是私下关照。1957年时，中国力学学会有一个核心小组，由力学所的正副所长钱学森、郭永怀，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沈元，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北京大学周培源等人构成。他们开会时，总会把我带去做记录。我注意到，开完会，周培源、沈元都告辞后，钱学森和郭永怀总会借故留下来。他们跟张维讲，钱伟长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这种人不用，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妥善安排钱伟长。

熊：是不是清华没有安排好钱伟长，所以他们要说好几次？

李：可能是，因为张维本人就对钱伟长很不感冒，而钱伟长也瞧不上张维。钱伟长的学生叶开沅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在一起聊天。他几次跟我讲：“张维自称是力学家，却好像连很基本的东西都不大懂。”他还举过例子：张维研究一个问题时，费了很大的劲，经过很长期的演算，而那实际是一个叫贝赛尔的特殊函数的问题，张维要是知道贝赛尔函数，一下子就解决了，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他的数学训练不行。

熊：我接触过一些智力特别高超的人。因为智力高，有些人对智力不够高的人不耐烦，看不上他们。可人人都有自尊心，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导致人际纠纷。钱伟长先生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

李：可能有一些。不过钱伟长先生有个好处，他对年轻人从来不压，似乎感觉后生可畏，有时候还估计过头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突然跟我讲：“李毓昌，你写的东西有一个缺点，数学味太重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数学根本不行，只是勉强弄懂了我研究的力学问题所需要用的数学工具而已。

晋曾毅无为而治

李：下面我再来说说力学所那些党的领导吧。他们的风格各不一样。力学所最早的党的领导叫晋曾毅。他是留法的，在巴黎学数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去西班牙参加反对独裁者佛朗哥的战争。作为左派学生，晋曾毅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参战。后来，国际纵队失败，晋曾毅回国，去了延安。

熊：他没能在法国拿到学位？

李：他没有拿到学位。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工作。好像他跟该校一把手——一位姓魏的中将有些摩擦，大概彼此都有点看不惯，后来，他就从那边转到科学院来了。到力学所之后，他信奉无为而治。在党支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说：“我们懂什么力学？我原来学的那点微积分早丢到脑后了。搞科学就是要靠科学家。我体会，党把我们派到这边来，是为了搞好后勤，让科学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业务上面的事情我不过问，我也不希望他们来找我，找我也是白费。”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示工作时，总见他坐在办公室里看微积分。

熊：无为而治，这倒也不错。

李：我觉得晋曾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大概1958年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命令，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分批分期下乡劳动锻炼。那么大家就学习这个文件，与此同时，科学院开始组织一些干部去到农村参加劳动。有个从北航来的姓陆的研究生（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好不容易才考到力学所来却又可能被安排去劳动锻炼，他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意，牢骚满腹。晋曾毅当时在我们这个组，出于维护党的威信，他做了一些解释——大概是说，组织干部去参加短期劳动锻炼，是为了避免干部脱离群众；大家下乡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未尝不可。结果，这位姓陆的同学大怒，毫不客气地说了晋曾毅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