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3/9页）

熊：是啊，米丘林、勒柏辛斯卡娅等人的那些理论后来都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而且，因为一切先进的东西都应当学，所以在科学方面也向苏联一边倒是缺乏道理的。

桂：那个时候，学习苏联也并没有太具体化。每个科学家都有自己的课题，自己的想法，党政干部并没那个本事去改变他。虽然可以组织思想学习，但人家具体怎么想、怎么做不是党政干部能完全控制的。

巴：当时苏联派了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其中柯夫达是驻中科院的首席代表，他在上海作报告时也说：你们学习苏联有偏差，不能片面地强调学苏联，应根据科学发展的前沿来规划自己的科研发展工作。

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熊：这段时间还有哪些重要的政治运动？

巴：1953—1957年“反右派”之前，主要是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和以前一样，刚开始是学习，学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学习刚刚开始，还没分小组到交代历史问题、追查的阶段，实验生物所就出现了自杀事件。因为有人自杀，运动马上停止了。

熊：他们为什么自杀？

巴：有些科学家比较脆弱啊。

桂：不像我们搞行政的都是“运动员”。

熊：当时，“胡风集团”的人都已经被抓起来了，是吗？

巴：还在进一步深挖“胡风分子”。

熊：那几个自杀的人与“胡风集团”有一定的关系？

巴：他们和“胡风集团”没有联系，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主要集中在文艺界。我们这儿的沈善炯先生也差点被打成“胡风分子”。复旦大学一位叫贾植芳的老教授与胡风关系密切，反胡风运动刚开始时，他托沈善炯给胡风带一点东西，其中夹杂了一封信，信还没带出去，贾植芳就被抓起来了，他交代了带信之事，于是公安局来查沈善炯。这时王仲良出来了，他说沈善炯是科学家，他和贾植芳以及“胡风集团”没有政治上的关系。他还说我们的沈善炯是坚定的爱国者，回国时被扣在日本，人家要他去台湾，他坚决反抗。回国之后，他致力于学术研究，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并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忠诚的、爱国的、在学术上有造诣的科学家，与胡风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不要审查他。这样公安局才退了出去。

熊：反胡风运动和“肃反”是连在一起的？

巴：是的。反胡风接着就是深入“肃反”。我们学习了一阵“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然后有人自杀，整个分院的肃反运动就停止了。市委让停止的，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

熊：运动停下来与分院领导有没有关系？

巴：有啊。在出了上面提到过的这些事情后，分院领导向市委汇报，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自然科学家，虽然他们过去可能有过一些历史问题，比如说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或者与国民党中的某些人有来往，但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忠诚老实、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交代过，已经做出结论了。我们这里没有严重敌情。他们一反映，这个运动就停了下来。后来只留了少数人搞内部调查，调查过去审干过程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最后查出了几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都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些工人和初级技术人员。

熊：内部调查……科学家知道此事吗？

巴：科学家不知道。当时我们归市委高教科学部领导。高教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门召集高级科研人员开了一个会，出安民告示，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了。不搞运动，也不学习了。大家也就安定了下来。

从1953年到1957年“反右”前，可以说是分院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政治运动少，环境也安定，领导强调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考察指标主要是出成果、出人才，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

分院副研究员以上没划一个右派

巴：然后是1957年到1960年，这是个大起大落大折腾的阶段。反右派、“大跃进”、“双革”（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拔白旗”、“插红旗”，这几年群众运动频繁，完全冲破了原有的正常的科研秩序。不仅仅科学院是如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运动气氛都十分热烈，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

王仲良同志从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竭力避免使科学院受到运动的比较大的冲击。但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力不从心，很难完全做到。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反右斗争当中，保护科学家，尽量缩小右派的范围。他一再向市委汇报，说自然科学家没有政治野心；他们可能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们不是反党的，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样，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海分院副研究员以上的科学家没有一个被划成右派。当时，有一些科学家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位老专家在高校中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