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2/9页）

，当时批评他们的研究脱离实际。朱洗原来做的是蟾蜍的单性生殖研究，被批理论脱离实际后，他就不做了，把实验材料都倒掉了，改在家里画国画。事后党组织纠正了对朱先生的批判，于是他又继续先前的研究。后来朱先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还特意拍了一部宣传片——叫“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对他的科研成果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宣传、介绍。还有一些科学家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三青团挂过名，或者担任过职务的——而受到了伤害。以前，国民党、三青团为了撑门面，也曾要求一些著名科学家挂过名，可实际上那些科学家并未参与他们的党团活动。

熊：思想改造运动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巴：请领导来做报告，然后分组学习，然后做自我检查。那时候有小组，也有联组。自我检查在小组进行，重点批判在联组进行。有些人一直都没有通过。

熊：检查没通过怎么办？

巴：也没怎么办，就是记了一笔账，说他是思想改造没通过的。

熊：古人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思想改造运动采取釜底抽薪之计，从人们的灵魂深处着手，使人们不但不能有非分的行为，非分的言论，甚至连非分的想法也不能有了。它受到的关注虽然不及反右派运动多，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

巴：思想改造运动是从世界观、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等方面来改造。

学习苏联

巴：1953—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可以说是分院的创业、发展时期。

1953年时，王仲良同志来了。他原来是第三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当时李亚农同志向陈毅同志要求增派干部来科学院加强领导，陈毅同志即找王仲良同志征求意见，随即决定让王仲良同志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担任副主任。亚农同志身体不好，仲良同志来了之后，便主持日常工作。他和李亚农都认为研究所要以科研为中心，研究所应当主要搞科学研究，搞学术活动。李亚农同志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我们各个研究所整天在那里敲锣打鼓，那么肯定要完蛋。”他所说的敲锣打鼓就是搞政治运动啦。他们采取措施，力图使各研究所应当转入到正常的科研活动中去，使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地搞科研。

那个时候，办事处还强调要改善科研条件，要团结、尊重、支持科学家，要为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搞好服务。那时办事处已经陆续来了一些部队的转业干部，我就是1953年从防空部队转业过来的。有的同志用部队的管理方法来对待科研工作，有时候简单了一点，不了解科研工作的实际；或者对有些事情看不惯，动不动就进行批评。李亚农同志和王仲良同志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李亚农同志提出，批评副研究员以上的人，要经过他同意——那时候副研以上的科研人员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李亚农同志还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1953年、1954年时，特别强调学习苏联，比如说在生物学领域，要学习米丘林、李森科、勒柏辛斯卡娅、巴甫洛夫等人的学说。

桂世茂（以下简称桂）：还批判摩尔根学派，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的”、“反动的”。这么一来，真正的遗传学研究基本上停止了。

熊：当时有没有建立专门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研究机构？

巴：没有建立研究所级的机构。但有的研究所根据学习苏联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课题。学习巴甫洛夫得到了一些科学家的热烈响应。冯德培先生——他是我国生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之——就很重视巴甫洛夫。他认为巴甫洛夫在学术上是很成功的，他的工作学术价值很高，但是，也不能说巴甫洛夫的学说能囊括所有生理学科的问题。冯德培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搞巴甫洛夫学说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这方面研究的是从苏联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归来的梅镇彤同志，她后来当过生理所的所长。但生理所其他研究室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思想体系、原来的方向、任务走，并没有全部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中心。

熊：学习勒柏辛斯卡娅呢？

巴：有的科学家相信她的观点，而实验生物所的一些科学家根本就不信。所以，对勒柏辛斯卡娅的学习并没有真正的搞起来。其实，虽然行政领导希望根据上面学习苏联的要求来规划和开展工作，但他们也并不要求每个研究所都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办。而在科学家当中，对要求学习的内容的争议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