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 天才回到中国后（第2/3页）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做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

很快就是“文革”，我在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的“五七干校”待了三年，1969年去，1972年回来。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我曾回过北京一次。到实验中心一看，那些仪器都糟糕得很，满是灰尘，损坏了很多。我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属竺可桢先生当校长后招的第一届学生，彼此感情很好。那时候他的年岁已高，回北京之后，我就去看他。他问我实验中心怎么样。我就把从建立到当前的情况都告诉了他：除了电镜之外，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无人问津。提出购买那些仪器的人，一直都没见过面。从标本的制备，到设备的调试，都是我们来做，等等。竺副院长问：这样的单位怎么办？我说：取消。1972年我从干校回来之后，这个中心就被合并到了生物物理所。当时院生物口的军代表兼任遗传所的军代表，他一定要把我调到遗传所去，我只能服从分配，所以，1972年后我就没再回生物物理所。

熊：购买这些仪器设备，花了多少经费？

施：在生物物理所的筹建阶段，光我经手的仪器设备就花了几百万（还有不少仪器不是我购买的）。北京生物实验中心的经费也有几百万。

熊：这些仪器有不少是从国外进口的吧？

施：是的。有许多是走私的。比如分析用的超速离心机，就是从美国走私过来的，标准伯克努的。我们一次购进三台，一台放在实验中心（我安装的），一台放在化学所，一台放在武汉微生物所（也是我去安装的）。

熊：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禁运，对吧？

施：是的。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伯克努的分光光度计，也都是从美国走私来的。1955年回国时，我自己带了一批设备回来。到实验中心后，因为没有顾客，我就想自己做点仪器，其中需要用到真空管，我从国外带回来一些，我想将它们调到实验中心，结果生物物理所不同意，说还给我个人可以，调不行。后来我到遗传所，要用X光显微镜，想把这个设备调过来，结果也不同意，后来调给其他不会用这个设备的人，将其糟蹋掉了。我在遗传所做研究，需要用到超速离心机，一用就是72小时不能停，可北京中关村这边老停电，也不提前通知，导致一些工作老做不出来。后来我很恼火，就申请调到上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报告一直写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处，才于1979年调到了上海细胞生物所来。

到上海之后，我才总算可以开始做一点自己的研究。我先用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定量定位法证实胚胎发育双梯度的理论，从而结束了实验胚胎及化学胚胎学术界的一个长期争论。然后，我又用受精卵作为DNA的受体细胞，进行了高等动物的遗传转化研究，发现分离染色质可以形成细胞核。1985年时，我以动物个体尤其乳腺作为生物工程发酵罐，与合作者获得了转基因动物。我还对染色体关键元件——着丝粒进行过系列研究并获得了其DNA。对于细胞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我是有很多想法的，但可惜的是，回国20多年后才得到实践的机会，而此时我年事已高，做不了什么大题目了。哎，我的牢骚话太多了吧？

回国不易

熊：我来上海，目的就是听老前辈讲心里话，讲真话。前天，我已听您的邻居沈善炯先生讲过自己的坎坷经历。

施：我跟老沈同龄，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1950年从美国回来时我不能够回来。那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抬头，我的护照被扣掉，美国当局还通知我，假如我私自离开纽约，代价将是5000美元罚款和5年监牢。我到哪里去，后面都有FBI（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日内瓦谈判后，为了回国，我跟美国当局打官司。期间我还被抓起来过一次，关了我一天。警察很混账，在星期五把我关起来，因星期六、日不办公，这样就至少可以把我关三天。而且当时保金不收现金，只收国债券。我的朋友们对我很关心，紧急联络起来，买了不少国债，才于星期五当天把我给保出来。我打官司取得胜利，多亏了哥伦比亚大学很多朋友的帮忙。哥伦比亚大学前校长艾森豪威尔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们帮我到华盛顿去游说。

熊：当时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说了，你们可以“来去自由”？

施：是的，他说过。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过留在美国不回来。当初去的时候就下决心学成归国，所以一解放就要求回来，但护照被扣掉，只好在那边工作。沈善炯走的时候，禁止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的命令还没下来，可我要走时命令下来了，那时候老沈刚到日本，结果在那儿被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