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4/10页）

熊：你们可给他们讲了什么事情？

傅：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平常大家在一起讲的话。他们当然知道我们是倾向新中国的——我们没有跳美国舞，而扭秧歌舞；我们也没唱美国歌，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也做一些学术活动，学相同科目的，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有一次，那个印度人跟我们说，美国人说你们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罪犯，但我看你们不像，你们的文化程度似乎挺高，我听你们谈起很多科学名词——我们交流时，通常是用英文。

王作跃（以下简称王）：那个印度人也是搞科学的吗？

傅：我不了解。船到香港后，也不靠码头，只放国际旅行社的人上来帮我们运行李。还有一批乘客是香港人，他们在美国办了在香港上岸的手续，因而能上岸。所以，我们就托他们把给北京的电报，给美国人的电报，给美国学校的电报都给发了。

熊：请人发的？

傅：对，请人发的。余国琮是我在匹兹堡认识的朋友，他也是西南联大的，他们上岸后，就把我们的电报给发了。

熊：我看到过你们给北京发的电报，后来它在《人民日报》刊登了。

傅：跟我们一道的还有一位复姓司徒的画家（司徒乔），以及三位很早以前去美国修铁路、后来去了夏威夷的华工——大概是夏威夷的慈善机构给他们旅费搭乘这艘船回来。司徒先生很会画画，他把那三个华工画了出来，登载在香港的报纸上。

轮船没有靠岸，香港方面用水上警察的船到大船接我们，把我们直接送往九龙码头。哎呀，那一天的情景是很惨的。很多香港的朋友来看我们。我们在铁丝网这边走，他们在铁丝网那边走，一边走一边谈谈，不能在一起。过了罗湖海关后，深圳这边是五星红旗招展，敲锣打鼓欢迎，情况截然不同，感动得让人流泪。据说那时候很乱，闲杂人等都被赶走，由解放军战士来帮我们提行李，广东省教育厅还派了一个领导特地去欢迎我们。他在那里讲了一席话，然后送我们到广州。

恢复组织关系

傅：我们到广州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得很厉害，但中国还没有派志愿军过去抗美援朝。广州招待了我们三天，一方面是游览参观，另一方面还开了很多座谈会，有时候还请我们对群众讲话。我们谈的都是美国比较黑暗的那一面。然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分成两拨，一拨到上海，另一拨经汉口到北京。我是从汉口到北京的。

这里要谈到颜鸣皋。他在耶鲁大学念书，和我在留美科协共过事。他念完博士学位以后，本来也想早点回来，可这时候接到了纽约大学的邀请，让他负责钛合金实验室的筹建工作。相关设备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觉得丢掉了太可惜，所以就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比我晚回来几个月。他托我到汉口去看看他家里人，尤其是他的未婚妻。这样，我就去了汉口。

我在美国时，没把组织关系转过去。侯方岳在我临出国时说：“你回来后如果找到了我，组织关系就不成问题。万一发生什么变化，找不到我，你就读读报纸，看周恩来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找周恩来，然后通过周恩来找到邓颖超。我跟邓颖超有组织关系，很熟，只要把我的名字告诉邓颖超，你就可以接上组织关系。此外，只要遇到了新华社或新华日报的人，你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也可以找到关系”。到汉口后，李先念请我们吃饭。同桌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老头，我一看，他的名字叫潘梓年，我就知道他和新华社有关系——潘梓年以前在新华日报写过文章，我有这个印象。我就向他问起侯方岳。他说：“方岳正在北京开政协会议，你可以到北京找他。”我说：“我没有去过北京，恐怕未必能找到他。”潘梓年又说：“你去外交部找乔冠华，他会告诉你的。”所以，到北京后，我就径直去外交部找乔冠华。没有见到，他们说乔冠华不在北京，到外地出差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找他。在外交部的会客室里等着的时候，徐明出来了。他和我在美国见过面。他一见我就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他问我因何事来外交部。我说：“我要向乔冠华询问一个人，以找到我的组织关系。”他说：“你是不是一定要见乔冠华？”我说：“不一定要见。”后来，他问了乔冠华。乔冠华说这个人回昆明去了，在云南省委任秘书长。然后我就直接写信，找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