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诏： 从留学美国到土法炼钢（第3/10页）

熊：三年大学毕业后，您又念了一年硕士？

傅：我在卡耐基念书的时候，具体说是1948年，云南的经费出了问题。所以我后来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他们给了我一个助教的头衔。这个助教是不讲课的，就在实验室帮忙做些工作。

熊：您到那里念的硕士？

傅：对，在那里念硕士研究生，一直念到1950年。当时我没想回来，而想在念完MD（Master's Degree）之后，到美国的工厂干一段时间，以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对冶金工业增加一些认识。大概在1950年的六月二十几号，我们到纽约送刘叔仪回国。他宾夕法尼亚跟我们一起干留美科协的工作，跟我很熟。他找到一艘波兰的商船，从纽约到天津。从纽约的唐人街吃饭回来，在街上遇到卖号外的——朝鲜战争爆发了！

熊：6月25号？

傅：对。金日成方面开始非常顺利。可我读了报纸之后，就有一个预感，觉得这场战争最终恐怕会导致中国和美国的直接冲突。我担心到那个时候就回不了国了。于是，一回校我就跟我的导师商量，说我要回国，不想继续往下做了。能不能把我研究的那套东西先组织起来，再做一些初步的实验，然后让我拿一个Master's Degree？当时我要经过一个资格考试，才能做PHD。后来，导师同意了，但要求我把整个研究的内容写出来。就这样，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然后我就去办回国手续。这时候，美国政府变得不想让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学理、工、农、医的人回来。为什么如此？他们不想让我们回去帮助共产党搞建设。它是怎么控制的呢？经过国务院。那个时候美国开通了直到中国航线的，只有总统轮船公司（虽然也有到中国的飞机航班，但很少有人坐得起）。美国是个商业国家，政府没有权力干预公司做生意。美国国务院就把总统轮船公司所有到香港的票都买断。也就是说，轮船公司发票，需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为了回国，我跑了两次华盛顿。我还记得国务院负责接待我的人叫Thomas Fisher。他们找了种种理由不让中国留学生归国，同时给留学生提供帮助——如果你要念书而没钱了，美国国务院出钱让你继续念书；如果你要工作，你先自己去找，找不着他们再帮你找。我要回国，所以去找美国国务院。没有它的同意，总统轮船公司不卖票给我。第一次去没成功。他们的理由是你回去不安全。我说我的安全我自己负责。可他们还是不依。我只好回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然后，我们留美中国科协发动美国的民间组织帮助我们呼吁。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意见：中国人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无权干涉。

然后，美国政府同意开放部分地区。我听说后，赶紧又跑了一趟。第二次接待我的，还是Thomas Fisher。他说：你不行，你家在云南，到云南的路走不通。我说：我不回云南，我回上海，我在上海有亲戚。其实我当时是扯谎，我在上海并没有亲戚。我爱人是上海人，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卖票给我。我赶紧从华盛顿直接到纽约的总统轮船公司。轮船公司的人说，最近这个班次的船票都卖完了，只能等下一次。我非常失望。他又说，只要旧金山或纽约有退票的，我把你放在候选的第一位。我想这种可能性肯定很小。结果，我回来仅三天，他就来了电话，说有一张退票，问我能不能在三四天后赶到旧金山。所以，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回来了。

路上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同船的有一百二三十个中国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倾向于新中国，在船上跳的是秧歌舞，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船到日本横滨后，停在港口中间不靠岸。本来船是要在那里停一天的，许多人都已经买了票，打算在停船时到东京转一天，可它就是不靠岸。我们都感觉很奇怪。然后又有很多美国宪兵坐小船上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得是一个印度人告诉我的。他说，你们之中，有三个人被美国人带走了，连底下船舱里的行李都提上去了。后来一查，被带走的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于是大家很气愤，决定向美国、中国发电报。可船上拒绝给我们发。后来，船开出，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又不靠岸，又上来好多的菲律宾警察，各处站岗，码头上也有人。原来，还漏掉了一个人——鲍文奎。他和赵忠尧等三人一样，也是从加州理工学院来的，跟钱学森有联系。鲍文奎下去后，大家都没有睡觉，许多人跟美国宪兵讲理，质问他们凭什么逮捕人。凌晨一两点时，鲍文奎上船了。他没有被扣，但行李和笔记被没收了。我们那时候坐三等舱，有两个美国人一路跟着，他们说了一口特别漂亮的北京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