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谋人事管理（第2/4页）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现以陆大的分发作业情形为例，加以说明。

抗战前，陆大学员入学后，仍留原职原薪，修学期间仍照停年晋级。学员毕业后，依《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的规定，系由校长呈请参谋本部择优任用，或送回原送机关服务。[49]不过事实上学员离开原单位已久，多半调为闲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部队变动甚大，许多学员在毕业后，已无机关、部队可返。[50]适值战时军中幕僚求过于供，陆大学员既受深造教育，自为各单位首长所重视。因此，在分发前，自委员长侍从室起，至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军政部、各战区长官、各军师长，均纷纷致电陆大，要求分发毕业学员。[51]学员入校时，阶级原仅为中、上尉，如照一般晋升，不过上尉、少校而已，然各战区司令长官，如顾祝同、薛岳、胡宗南等，均指名电调，各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调若干，均给予上校参谋或科长的职位，甚至提供津贴，约其毕业后前往服务，[52]自为学员所乐于接受。相反的，有些战区（如第六战区）以原阶级调用，学员即均不愿前往；[53]甚至有被分发至军令部的陆大十六期毕业学员及参补班、特别班毕业学员，到职后不久纷纷求去的情事，[54]严重破坏了国军的人事制度。

陆大教育长万耀煌有鉴于此，即自第十七期入学起，将全部学员调为军令部入学附员，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发给，不许兼差，毕业后分发也由军令部统一办理。[55]不过似乎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陆大毕业学员于分发后，仍有若干学员计较阶级的高低、待遇的多寡，私下活动，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报到。[56]此事最后引起了委员长蒋介石的重视，下令凡是陆大学员毕业时，不发文凭，待其到分发机关、部队服务满三个月后，由分发机关、部队主管将其所任职务呈报军令部，并请发给文凭，倘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而自行活动者，即不发文凭，并取消其学籍；至于各机关、部队，也不得以较高阶级相罗致，否则一经查出，即将该主管长官予以惩办。[57]经此整顿，陆大学员在校期间接受津贴的情事，已不见再有发生，不过1943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仍再三告诫陆大学员毕业后，要遵守政府的分发调度，[58]显示出分发的问题，似乎仍未完全解决。1944年，陆大增设战术教官研究班。194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的《陆军大学校组织法》，乃规定陆大毕业学员，除了战术研究班的学员，呈请军训部分发任用外，其余均呈由军令部分发任用。[59]

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60]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61]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62]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