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第3/4页）

现在学校教育与战前比较言之，战前期间为三年，器材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为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优良；抗战以来，因下级干部之补充，需要迫切，以致时间、器材、教育干部，均感不足，而学生素质亦不如战前一般良好，而战前学校教育以教程为主，侧重于理论一面，忽略了典范令之研究，小动作殊欠熟习，学生毕业后，到部队教练士兵，形成战斗技术太差，现在军校教育以典范令为主，要求确实了解，注重实际运用。[57]

自武汉会战后，由于国军战略、战术的改变，加以日军南进之后，兵力相对减少，因此部队伤亡率降低。由于军官补充的需求降低，军训部乃将军官养成教育期限，自十七期起延长为一年半。1943年，该部更派员分赴军、分各校及入伍生团，加以甄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分别降期、转学或开除；并成立补足教育班，将从前肄业未满一年半的短期生召回军、分各校，再加以一年的教育。此外，自1944年起，又将军、分各校的三十个学生总队缩为十五个总队，期能提升教育品质。[58]

最后，再从数量上加以观察。中央军校及分校，战时所培育的学生，在十五万人以上，[59]弥补了国军基层军官的不足，达成了军校设立的目标，厥功甚伟。

（二）召集教育

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

1. 缺乏完整计划：战时各兵科学校召集的班次，因整个军官教育系统未确立，又欠缺完整的计划，每遇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时，多由军训部训令各部队，指定各单位应名额及入学各项手续，至于该部队是否有此项需要，或是否有可送的人员，均似未事先加以考虑。

2. 部队未见其利：每周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各部队初则慎重其事，遵命选送定额，虽一时有缺员之苦，也不顾恤。等到受训者回队，报销巨额旅费，但部队教育并未见有改进，作战也未见有何补益，只有受训者本人多一资格而已。加以各兵科学校召集的时间，每每相同，部队中所受送训的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应付渐感困难，最后只得以无队职的附员，敷衍塞责。再因交通不便，此校送训者刚回，而彼校召集命令又至，于是将原送训者再送他校受训，形成所谓“受训专家”。各学校开办班次，耗费人力、物力，而原有本意，并未达于部队；各部队保送受训者，所费差旅费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少，而未得利益。[62]

3. 学校与部队缺乏联系：学校召集部队军官加以教育，但并不为其效果负责；而学校也无从获得部队的经验，作为改进教育的参考。如各战区各兵种军、师、旅、团，每经战役，关于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等检讨的记录或书籍，学校却未能取得，作为教学研究之用。[63]

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