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级军官（第2/4页）

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2]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3]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更为扎实。

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 100人，分布状况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 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3—5人，每一军司令部约3—5人，每一师司令部约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4]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5]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6]

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俄国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俄国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国军的高级军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9]

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1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对于中国较具同情之心，但是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11]

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