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4/19页）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做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仅一百多公里，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月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传递过了。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全部歼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了军事指挥的舞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