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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母都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她出嫁前和第一次结婚后过的生活，都是我们之间避而不谈的话题，但我能感受到她的举止行为与我们家族的人迥然不同。那桩婚姻并不圣洁。我怀疑，事实上我敢肯定，她从他那里能拿到钱，金钱——愿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是现在唯一能打动她的东西。我相信，如果孩子还在的话，就不会这样。我多么希望当时医生劝我不要旅行，我不听他的话就好了，那样就能把她带回家，我们现在就和你在一起，大家都会很开心。

偶尔她又好像恢复成正常的她，一切都很好，好得让我觉得像是做了场噩梦，醒来后又回到了结婚最初几个月的幸福中。然后，只要一句话或者一件事，一切就又消失了。我来到平台上，就会看见瑞纳提在那儿。一看见我，他俩就都不说话了，我不由得揣测，他俩在说些什么。有一次她走进屋去，剩下我和瑞纳提单独在一起，他突然问起我的遗嘱。我们结婚后，他偶然见到过遗嘱。他说按照现在的遗嘱，如果我死了，我妻子将什么也不会得到。这点我清楚，无论如何我会再立份遗嘱纠正这个错误，而且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我能肯定她开支过大的毛病只是一时的而不是根深蒂固的，我会请人连署。

顺便说一下，我立的这份遗嘱会给她房子和庄园，但只能供她活着时享有，她死后归你，而且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庄园应完全由你管理。

遗嘱还没有签字，原因我已经说了。

注意，是瑞纳提问到遗嘱的，也是瑞纳提让我注意到目前这个遗嘱的漏洞。瑞秋并没问过我，但是不是他俩在一起时说到过？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俩会谈些什么呢？

这件关于遗嘱的事发生在三月份，应该承认，当时我感觉并不好，头脑糊涂。瑞纳提提及的事可能是他已谋算好的，认为我活不太长了。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俩并未在一起谈起过，我无法查证。现在我常感到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警觉，显然很陌生，我抓着她时，她好像很害怕，有什么可害怕的？害怕谁呢？

两天前，我产生了写这封信的想法，因为我又像三月份一样发起高烧。发作很突然，一阵剧痛，一阵恶心，迅即感到头痛难忍，几乎要发疯了，晕得站都站不住，接着，疼痛消失，又一阵难以抑制的困意袭来，我便四肢无力，跌倒在地，或倒在床上。我想不起来我父亲是否也曾这样。目前只是头痛和情绪恶化，暂时没有其他症状。

菲利普，我的孩子，你是这世上我唯一能信赖的人，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可能的话，来找我。对尼克・肯达尔什么也别说，对谁都不要说，尤其是千万不要写回信，只要来就行了。

有一个想法一直使我不得安宁，他们是不是想毒死我？

安布鲁斯

我把信按原先的折痕折好。下面农舍花园的狗不叫了，听见主人开了大门，狗朝他发出迎接的叫声，接着传来水桶碰撞声、关门声。对面山上穴鸟从树林中飞出，盘旋在上空，呱呱地叫着，后又黑压压地成群飞到沼泽地旁的树头。

我没撕掉信，我在花岗石下面挖了个洞，把信夹在我的笔记本中，一同埋入黑土里，然后我用手把坑填平，走下山去。我穿过林子来到下面的大道上，等爬上回家的路坡，我听见收工的工人的笑声和谈话声。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吃力地大步穿过公园。那些工人整日工作的地方，这时只有脚手架靠在墙上，一片空旷苍凉的景象。

我从后门穿过庭院进了家。我的脚步声刚在石板上响起，就见斯考比从管家房中出来，脸上一副惊恐万状的神色。

“真高兴您回来了，先生。”他说，“夫人一直在找你呢，可怜的多恩出事了，她非常焦急。”

“出事了？”我问，“出什么事了？”

“房顶上的一块石板砸在了它身上，先生。”他说，“你知道它最近耳朵不好使，总在书房窗外晒太阳，不肯挪窝，石板肯定砸到了它的背，它动不了。”

我去了书房，瑞秋正跪在地板上，多恩的头枕在她的腿上。我进去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看了看我。

“是他们害了它。”她哭着说，“它要死了。你怎么在外面这么久？如果你在，事情就不会发生。”

她的话听起来好像和我脑中已淡忘的什么话一样，但想不起来是什么了。斯考比离开了书房，就剩下我俩。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

“多恩是你的。”她说，“只是你的，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我想的不是埋在花岗石下的那封信，也不是躺在我们俩中间已不能动弹快要死的多恩。我只在想一件事，自她来我这里以来，这是她第一次不为安布鲁斯悲伤，而是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