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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大庆的电话打通了，他已回家，得知我的情况，二话不说，叫我等着，挂下电话便直奔我而来，不到半个小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我身边，大庆推开门，下车替我付了电话费，我钻进车里，车子继续开，大庆说：“我也正无聊，吴莉和我一起去她家，我在那里除了看电视以外，完全不知该干些什么。”
“吴莉呢？”
“一回家就睡了。”
“我们去哪儿？”
“去——去吃饭吧。”
“我们不是刚吃完吗？”
“我怎么又饿了。”
“那好，去吃饭吧。”
“给。”
我接过大庆递过来的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
“过两天还你。”
“不着急，你的手边所有的钱都在钱包里？”
“是。”
“有多少？”
“五千。”
“真不幸。”
大庆拍拍我肩膀，叹一口气。
57
我和大庆坐在东直门内大街边上一个叫金鼎的廉价粤菜馆里，正是半夜十二点，金鼎开始上人，我们点菜的功夫就进来几十个，刹那间，整个饭馆拥挤吵闹不堪，于是，我们迅速吃完结账出来，我跟在大庆背后，绕过几辆在路边等客的出租车，走上马路。
忽然，我觉得大庆有点不对劲，至于不对劲在哪里，一下子说不清，我回想从下午我们见面到晚上这段时间大庆的表现，回想起大庆给我打的那个电话，总之，大庆确实有些地方不同以往，尤其是现在，大庆走在我前面，像个游魂似的，好像完全忘记我正走在他背后，只见他先往西走了一段，中间突然掉头，横过马路，向东走，过了东直门桥，再向农展馆方向一路走下去，中间竟没有与我说上只言片语。
我快走两步，与大庆并排，一拍他的肩膀，大庆哎了一声停住。
“什么事？”
“大庆——”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得说，“我走累了，坐会儿吧。”
于是我们便并排坐在马路沿上了。
大庆问我要一支烟，吸了起来。
“你困吗？”大庆问我。
“不困。”
“陈小露怎么样？”
“怎么样？不知道。”
大庆把眼镜拿下，用Ｔ恤衫擦了几下，重新带上，然后前言不搭后语的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站起来，从裤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两支烟，我和大庆一人一支，分别点燃。
“大庆——”
“啊？”
“你没事吧？”我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于是提高声调。
“没有啊？”大庆扭头看着我。
“别开玩笑了——今儿上午咱们通电话，你在电话里说‘回来吧’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当时吴莉是在你身边吧？”
“是啊，怎么了？”
“我刚刚想起你的声调，那句话是对吴莉说的！”
“那怎么了？”
“还嘴硬。”我低下头，“不想告我就算了。”
“又瞎猜——”大庆用平时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不过，语气极不自然，我想，我猜对了。
“大庆。”
“啊？”
“晚上涮羊肉时为什么话那么少？”
“净听你讲陈小露了，哪儿插得上嘴？”
“陈小露来了以后呢？”
“还不是怕影响你们——”
“为什么这么晚不回家？”
“还不是误交损友，给你送钱来——”
“为什么闷闷不乐？”
“没有啊？”
“大庆——”
“啊？”
“你和吴莉到底怎么了？”
“我们完蛋了。”
58
对那时的我来说，世上还真有那么几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比如：人生是盲目的。宇宙是由两种物质组成——发光的和不发光的。数学比起其它东西来是最简洁的。我是注定要死的等等——其中就包括，大庆和吴莉是无法分手的。
因此，大庆说出的话对我震动极大，无异于让我所相信的有限的那几样东西中又少了一样，我甚至忘记了与陈小露之间的事。
当然，我这么说谁都会一头露水，那么如何讲清这件事呢？
由于我所相信的“一件事的历史才是这件事本身”这一格言，因此，要想弄清一件事，就得——从头讲起，这当然麻烦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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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微不足道的所谓人生见识当中，有一件事纯属私人偏好，那就是我的喜好。
不怕有人见笑，下面我竟想谈谈。
本质上，我只喜欢一类人，只对他们具有稍微持久的兴趣，这类人的特点是，他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个念念不忘的目的，那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不管这类人是男是女，地位高低，学识深浅，际遇好坏，是死是活，是道德还是非道德，是否具有信念，是否追求真理，也不管他们用何种方式探索，我始终都喜欢这一类人，这类人在世上分布极广，不易辨认，况且大多死去多时，从本质上讲，这类人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是一些失败者，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寻找方法，往往是老波尔所说的“试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