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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无可奈何的三十年生命里，曾经三次试图从一片死水的生活中浮出来，我三次伸出手去抓身边漂浮的稻草，不用说，结果可想而知，每次收回手来，都发现救命稻草不翼而飞，手中空空如也，但愿这让我记取教训，不再上浮，而是更深地沉入水中。

沉入水中，力争下游，保持绝望的心境，绝不幻想，绝不自由，绝不接受诱惑。

绝不！绝不！绝不！

在现实生活里，所有与希望有关的事情，其结果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坏事。

这种事情如果与情感有关，甚至会变成可怕的故事，可怕的故事，讲一遍比经历一遍还要可怕。

从我的窗口向前望去，是一片玉米地，再往前，是姿态各异的矮树，再往前，还是玉米地，再往前，是绿色的防风林带。我坐在桌子边，头脑昏昏沉沉，陈小露，已经是第七天了，上帝用了七天就造出了人，可作为人的我却无法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当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那几天我早已神经错乱——陈小露。

无论如何今天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为了不再让自己想到陈小露，我决定让自己换一个环境，两天前，我给一个叫赵东平的编剧打了个电话，问他那里有没有剧本可写，赵东平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写剧本之余也经常抽空给学生教课，他是个老好人，正巧他接了一个古装戏的活儿，于是干脆拉我入伙，一起写那部古装戏的提纲，制片人给了他五千块钱预付，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空调挂到家里，亏他手下留情，给我留了一千元，于是我搬到位于北郊农学院内的电影学院的教工宿舍，与他一起写提纲。当然，为了不相互打扰，我们把二十集提纲分成两半，每人十集，老赵给我找了一间空屋，我搬进去，屋里的设施正合我意，一张桌子，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台我从家里搬来的电脑，仅此而已。

我从桌边站起身，向外走去，从农学院的家属楼出来，走过一段窄窄的小马路，出了农学院，过了一条马路，进了对面的动力学院，左问右问，好不容易找到公用电话，我拨通了，接电话的是个男人，他很快把电话递到陈小露手上，我不知胡说了几句什么，最后我说：

“我想你。”

挂掉电话，走出电话间，重新回到街上，四下望去，一片凄凉。

我回到屋子里，下定决心，开始写作剧本提纲，随着写作，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我不敢停笔，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停，等待我的将是无法忍受的不安和焦虑。

我感到饿了，但不敢停下，我就像有人在用鞭子抽打我一样写作，就像饥饿的老鼠啮食一样写作，我写向无边的黑暗和遗忘，写向世界的尽头与末日，我的手酸了，盯着显示器的眼睛流出了泪水，但我还是不停地写，键盘被我敲得当当作响。

在与别人的关系上，我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勉强别人改变自己的意志，无论什么人，即使对别人有好处我也不愿那样做，当然，我也不会因别人而改变我的意志，即使对我有好处也一样。

如同我和陈小露，无论我对她如何地渴望，但我不会跑去找她，我等待她自己的决定。

将近黄昏，我仍在不停地写作，我将写到耗尽最后一点精力，我希望自己能够睡着，忘却一切。

外面，天色灰蒙蒙的，就像悲哀。

在床上，我们第一次乱搞完毕，陈小露用头发遮住脸，用拉家常的口气对我讲了很多话，因为讲得太多，所以很多已忘掉。我记得的只是，为了证明她非常喜欢我，她对我说了许多话，虽然这些话和以后说过的很多话，被证明都是胡说八道。

但是，但是——我始终爱听她对我说话，无论是在电话里说的话，还是在床上说的话，还是我们一起吃饭时说的话，还是一起逛街时说的话。

很多话我都记得，有如刚刚说过一样，甚至，连她说话的声调语气都记得，连她说话时的神态、动作都记得，甚至，连当时的天色都记得，更甚至，连音响里播出的唱片曲目都记得。

总之，我什么都记得。

我来农学院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没有电话，十分不方便，这样，我便可以不再去想可否与陈小露联系，当然，陈小露更是无法找到我。

但是，从第一天起，我便一下子找到了公用电话，尽管那个电话位于农学院对面的动力学院。

但是，从第一天起，我便每天给大庆打一百个电话，因为我知道，陈小露可与大庆取得联系。

由此，大庆可轻易得出结论：我的行为矛盾百出，难以理喻，甚是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