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5/6页）
医生告诉我，像我这样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治疗，治愈率应该达到80%。我乐观地相信，自己不应该是那不幸的20%，医生还说，癌症就是一个肿瘤，切掉了，治好了，不复发了，就能重新做回健康人。我太想重做一个健康人了。
2001年4月29日，星期日，璧青从瑞士来了，她是个在台湾出生的优秀的大提琴家，我们喝着咖啡享受着美好的下午，谈着音乐。突然，我的肚子开始疼痛起来，而且很快越来越痛，最后我不得不提前和璧青分手回家。一到家，我爬到床上，蜷缩成一团，痛得全身冒汗，父母一筹莫展，只能催着让我上医院。我不愿意去，父母又不会德语，连医院的电话也不会打。正好前夫吉姆来了，他二话没说，叫了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
医院里安静极了，因为是周末，又连着五一放假，许多医生和病人都走了，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从床下又被医生扶到床上，女值班医生左手一个针管，右手一个针管，左右开弓给我注射止痛和镇静剂，但就是不能断定病因。我在昏迷中躺了两天两夜，医生终于查出我是肠梗阻，这是放疗有时产生的并发症。医生反复耐心地说服我开刀：“梅女士，这一次和您做癌症手术不一样，您的肿瘤切除了，没有任何复发迹象，肠梗阻只要把扭曲出问题的肠部重新理顺，就不会有大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肠破裂，细菌扩散，麻烦就大了。”德国医生还把丑话也说在前头：“凡是做过肠梗阻手术的人，他今后再得肠梗阻的概率就提高了。”半昏迷中，我自己签了字同意做手术，正在休假的主刀医生接到医院通知也赶回来了，但是手术前查病房的医生说我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医生们小声讨论着通过洗肠，也许我的肠子还能自行通畅，我苏醒过来了，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这一线希望，我是多么不情愿再被开一大刀，我不想一辈子都担心自己的肠子会打结。我拒绝上手术台，主刀医生几乎有点懊恼地又回家了。但是到了第三天，我的肠子还是没有通畅，我自己又一次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半年之内，我第三次被罩上白色手术单送进了手术室。第一次是癌症切除大手术，第二次是放置化疗注射泵，第三次是解除肠梗阻大手术。
无论哪一次被全身罩上白床单推进手术室，全身麻醉后我都别无选择，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苏醒了，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把生命之手伸给了我。
半年之内三次手术。在第三次手术后，我感觉身体的元气明显地弱了很多。手术后刚开始的几天非常艰难，医生每天数次为我翻身、擦洗，每一次翻身都疼痛无比，但是一想到每一滴止痛药都会对大脑有影响，而我热爱的工作就是动脑、创意，我想保护我的大脑，我就尽量忍受疼痛，所用的止痛药只有限量的一半。医生时不时过来问我：“梅女士，不必太坚持，医生给您的药量还有很多。”
其实，坚持的力量从来只有部分来自我的忍耐，更多的是来自我精神的渴望。
手术前，我早订好了做完化疗和放疗5月初回国的机票，我太想念中国了，而7月份上海华侨艺术学校和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就要来柏林演出了，我为他们安排了在英国花园进行演出。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还要和柏林欧芬尼亚手风琴乐团的儿童乐队进行交流，并同台演出。这些都是令我激动的事情。
我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向自己的助手讲着英国花园演出的美丽画面，连停下来喝口水也不干。突然，我休克晕厥过去了。几秒，也许几十秒，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觉自己99.9%丧失了意识，但我还有0.1%的意识让我记住了这次休克。那是由于我病体虚弱又唇干舌燥，我突然无法呼吸了，眼前一片黑暗，我只来得及招手请助手给我一点水，喝了水我就清醒了，又继续说下去。
原定5月初的机票被推迟了，2001年6月初，第一次大手术过了不到半年，第三次手术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登上了德国汉莎航空回中国的飞机，领登机牌时我小声说自己不久前动了大手术。上了飞机，我发现飞机舱里基本是满的，但我身边的两个位子却是空的，我怀着感激之情仔细看了一下四周，我这一排是经济舱里唯一一排，中间四个座位却只安排了两个人坐。我以为飞行的过程中伤口会很痛，但是因为时不时可以将腿伸到旁边座位，以及心中的感恩使得我的飞行很顺利。下了飞机，我顾不上休息，稍稍化了一下妆，就从机场直接去见了上海华侨艺术学校的校长。
2000年德国举办世界博览会期间，北京汇文中学合唱团来了，除了安排他们在世界博览会的舞台上演出，短时间内我不知在柏林还能为学生们做什么安排。很偶然地，我和英国花园爵士与世界音乐节的组织者联系上了，仓促之中我没法再给合唱团安排大的舞台。当同学们步入英国花园时，他们首先被英国花园的美丽吸引了，觉得他们美丽的歌声就是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来演唱。同学们有的就站在台阶上，听众里三层外三层，演出完毕之后，很多女学生眼睛里含着泪花，我问她们为什么哭，也并没有唱悲伤的歌曲啊。女同学们回答我说：“激动得哭了，感动得哭了，因为我们演唱舒伯特的歌曲《鳟鱼》，站在身后的德国听众居然跟着唱二声部，如果是唱主旋律也就罢了。德国人的音乐修养太高了，他们为我们鼓掌太热烈了，我们在中国演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热烈的掌声，这样的经历一辈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