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第4/9页）

中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到德国以最优秀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只能做个总经理秘书吗？

我绝不愿在德国做个秘书。

我和吉姆的隔阂一下增大了，生活变得很尖锐。

会七门流利的外语、工作勤奋，但是专业能力不是很强的吉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将面临什么呢？

德国当时最大最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兹曼要开始大幅度裁员了，吉姆的工作难保了。来柏林不到一年，吉姆承受不了可能即将被裁掉的压力，和公司协议提前跳槽到另外一家稍微小一点的建筑公司工作了。果然，1999年到2000年之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先生组织了22亿欧元，以挽救这个有着150年历史、在全球拥有2万雇员的建筑集团（Philipp Holzmann），但是回天无力，该公司仍旧和其他德国大型企业一样，在施罗德政府时期破产倒闭。吉姆提前跳槽到另一家建筑公司，从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变为施工工程师，亲自上工地。第一个项目的工地就是在柏林市中心最著名的大街勃兰登堡门菩提树下大街，在一栋历史保护的老建筑里。我戴上安全帽，跑到丈夫的施工地表示支持，吉姆详细地给我介绍这栋国家文物老建筑，外部墙面全面保留，里面全部现代化。许多年后，每次路过那栋经过全面改造后外表保留原貌，内部结构全部现代化的大楼，我总是充满感情，觉得就是自己的丈夫一手负责施工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吉姆是一介书生，曾在霍尔兹曼总部办公室工作三年多，在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年代，他能比较好地胜任办公室工作。但是吉姆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切都很紧张。没过多久，吉姆就感觉到工作的压力及和上司相处难以承受，吉姆解决这种压力的办法是：别的同事一般不愿到外地工作，而他认为为了工作，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而公司的确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地。我强烈反对：“吉姆，歌剧《漂泊的荷兰人》我们都喜欢。但是生活不是歌剧，我是中国人，我以为到德国学两年哲学我就会去美国，没想到光德语就学了两年才过关，5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我上学上够了。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分居了，如果你去西班牙、意大利，我就又要学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我不想学了，我想稳定，想去工作，想要孩子，想要一个完完整整、安安定定的家，我不想再漂泊。”

但是吉姆不管不顾了。他不和我商量就主动让公司把他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去了，两三周回家一次。他像个大孩子，每次回柏林都背着大大的旅行包，里面是他换洗的衣服，他宁愿背着大旅行包倒火车、倒飞机，也要把这些衣物拿回家来让他的妻子洗。每次下火车或者下飞机，他的表情都让我心动，他四处张望，以为他的妻子没有来接他，脸上充满失落和困惑，最后，他总能看见我拿着一支黄玫瑰在等他，那时他总是极大地满足，每次都喜出望外，有点羞怯地紧紧抱住我，无数的吻不止一次把我的耳环都吻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又双双趴在地上找耳环。分离让吉姆重新陷入了爱情，情意绵绵中吉姆会温柔地请求：“梅、梅，我不仅想和你在一起，而且还想和你一起生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有个大大的家。”

大大的家，两三个孩子，这也是我的梦想。可惜现实不一样，隔三岔五情意绵绵的周末不能代替长久分离的思念和寂寞。在遥远的城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吉姆又和上司关系紧张起来，即使周末回柏林和我相聚也情绪不佳，分离和看不到生活的前途让两个人开始变得陌生了。

分居后重归于好

1996年的圣诞和1997年的新年，吉姆决定去潜水两周，他觉得那是最能让他释放压力和放松的最好运动，特殊时期的我变得很敏感，我极力反对：“你不要去做荷西，你不要去做荷西。”我曾给吉姆讲过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吉姆觉得中国女孩真是太大惊小怪了。我不愿跟着吉姆去潜水，好像吉姆就是荷西，好像噩耗就要临头。我第一次没有和吉姆一起去度假，而是独自一人逃往美国，花掉了家庭存折上的1500美金，那是我和吉姆共同生活几年，我第一次单独花家庭存折上的钱。家庭存折是吉姆和我结婚后开的户，上面是我和吉姆两个人的名字，由于结婚后我不打工了，没有收入，所以上面的收入全是吉姆的工资。我一直是吉姆心目中最节省的妻子，每月从家庭存折上取出用于家庭开销的钱很少，少得几乎要成为吉姆和婆婆的笑料，但那是在生活和工作宽松的日子，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他挣的每一个马克除了和我一起花，他想的就是失业了怎么办！我从美国回来，见到的是吉姆勃然大怒的脸和吉姆摆在桌子上草拟好的分居协议，他说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了，按照德国法律，夫妻必须分居一年以上才可以离婚，所以他要先开始和我分居，然后再考虑是否和我离婚。我心里哆嗦害怕，但是也不哭喊乞怜，傲气的我咬着牙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