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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于手枪被拿走后的轻松，部分由于那个大科学家装腔作势的宽宏大量，兰塞姆非常想大笑。但他突然想到，这也许是韦斯顿一生中首次承认自己错了，就算这初始的谦卑中百分之九十九还是傲慢，那一点谦卑还是不应该被拒绝的——是不应该被他拒绝的。

“好的，这很堂皇嘛，”他说，“你想说什么？”

“我回头马上告诉你，”韦斯顿说，“不过，我得把东西弄上岸。”他们把平底船拖上岸后又开始把韦斯顿的便携式汽化煤油炉、罐头、帐篷和其他包裹运到离岸两百码处的一个地方。兰塞姆知道，这些随身用品都用不着，但他也不提出异议。大约一刻钟后，一个类似营地的东西就在一条小河边的一棵绿色树干、银色树叶的树下的长满青苔的地方建成了。两个人都坐了下来。兰塞姆起初听得很有兴趣，然后是惊奇，最后是怀疑。韦斯顿清了清嗓子，挺起胸，摆出一副讲课的派头。在随后的谈话中，兰塞姆感到韦斯顿在愚蠢地胡说八道，与他毫不相干。两个人类一起被扔在一个外星球上无法想象的陌生环境之中。一个与自己的飞船分离了，另一个刚刚从时刻存在的死亡威胁中解脱出来。他们竟然立刻投入到本该发生在剑桥的公共教室里的哲学论争中来，这正常吗？可以想象吗？然而，那显然正是韦斯顿坚持要求的。他不关心他飞船的命运。他甚至似乎对兰塞姆为什么出现在金星上也没有显示任何好奇心。难道他旅行三千多万英里或许就只为寻求一场对话？但随着谈话的继续，兰塞姆发现，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偏执狂。像一个除了想出名什么也不想的演员，或者除了想情妇什么也不想的情夫一样，这位狂热、乏味和想躲也躲不开的科学家在滔滔不绝地宣讲他根深蒂固的观点。

“我生活的悲剧，”他说，“实际上也是现代全体智识界的悲剧，就在于由已知事物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所要求的呆板的知识专门化。正是由于我参与了那样一个悲剧，即早年投身于物理学，才使我直到五十几岁都未能给予生物学足够的注意。为对自己公平起见，我得明确指出，虚假的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当做最终目的的想法从未吸引过我。我获得知识总是为了达到实用的目的。起初，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实用性很自然地吸引了我——我想要奖学金、一份收入和一个缺其不可的被普遍认可的职位。当得到这些以后，我开始看得更远——人类的功用！”

他讲完这些后停了一会儿，兰塞姆点头示意他继续。

“人类的功用，”韦斯顿接着说，“长期来看，严格地取决于在行星之间，甚至是在恒星间旅行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打开人类命运的钥匙就握在我手里。提醒你去回忆你我在马拉坎德拉上时，它是如何被一批充满敌意的、有智力的物种（我承认，我起初没有预想到他们的存在）从我手里夺走这个事实，这对我们两个都没必要，甚至是痛苦的。”

“确切地讲，不是敌意，”兰塞姆说，“不过，你接着讲下去。”

“我们从马拉坎德拉返程时的恶劣环境使我的健康严重受损。”

“我也是。”兰塞姆说。

韦斯顿因被打断而显得有些惊讶，但又继续讲了下去。“在我康复期间，我有闲暇进行了反思，而那是我很多年都不允许自己做的事情。我特别反思了你提出的异议，即对我的灭绝马拉坎德拉上的居住者当然是我们种族占领那个星球所必需的预备条件这个观点所提出的异议。你用来提出异议的那种传统的（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人文主义形式直到那时都向我隐藏了它们真正的力量。现在我开始看到那种力量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自己对人类功用的专门奉献实际是基于一种潜意识中的二元主义。”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是说，我整个人生都在做一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不科学的区分或对比，都在设想自己为人类对抗其非人类的环境而战斗。在我生病期间，我投入到生物学，尤其是被称做生物哲学的研究之中。直到那时，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我一直满足于把生命看做我能力之外的一个物体。那些矛盾的观点——即那些在有机和无机之间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的观点和那些认为我们称做生命的东西遗传于物质之中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没有引起我的兴趣。现在，它引起我的兴趣了。我立刻就明白，在展开宇宙进程时，我不能容忍中断的、不连续的东西。我成了突变说坚定的信任者。九九归一。头脑的能力——那种潜意识中目标明确的推动力从一开始就存在。”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了。兰塞姆以前经常听到他这一套，不知道他的同伴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正题。当韦斯顿接着说下去时，话里带着更多深沉庄重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