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摄政内阁（第3/5页）
一波甫平，摄阁又不自知趣，做了一件大起反感的事，卑无高论，老生常谈，却是当时迷不知返的实际状况，为在上者所风行，一般人思振起而不可能。摄阁拟了两道明令：一件是禁烟，一件是正俗。其禁烟令曰：
鸦片流毒，中外共知，迭申严禁，前据浙江山西等省呈报，肃清之功指日可期。近年国家多故，遂致奸商密运，愚民暗种，功止亏于一篑，事遂画于半途，蚁穴溃堤，殊滋痛惜。近据瑞士日内瓦万国禁烟会议中国代表电称“各国对中国禁烟现状极多疑虑”等语，若不迅速筹维，严定办法，外损国信，内戕民生，受害遗毒，永无底止。着责成内务部暨各省军民长官妥筹切实禁绝办法，克日施行，期于永杜毒萌，作新朝气……
其正俗令曰：
国家设官，所以举政正俗，凡膺一职之守，允宜专诚服务，修身作则。比年习尚浇漓，纪纲陵替，往往身列仕版，不免沾染嗜好，赌博自豪，废业失时，显犯刑章而不顾，甚或冶游狎饮，玷辱官箴，自非痛与湔除，何以刷新吏治？各署长官当整躬率属，首厉清操……务使弊绝风清……
这两件极平淡消极的令，实切中当时在上层活动，兴风作浪，许多人的私生活，行政、立法、舆论各界都有之。即国民军本身，除冯约束极严，当时的一军将领生活尚勤朴外，二、三两军亦有难免。入关大吏每日用汽车满载雏妓，由卫兵陪着“花车”风驰过市情形，当年住过平津的人类能言之。进见大吏，最好是陪打牌，出入以万计，陪者总输，输则不得不付现，偶尔赢，则由出纳员付以支票，出门不敢去兑现，只能撕掉支票。这些都是目击者的传说，其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以上两令，不过是一种清明振作之呼声，亦颇有人许为民国以来北京未有之正气，而反对的人又骂说：“这些小子们敢开玩笑，快抓他们下来。”庄思缄先生又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这几个人诚然不识大体，但他们是书呆子，其心无他，平日亦确自守甚严，北京自有内阁以来，他们算是极想做好的人。”张敬舆先生从天津打长途电话来，叫膺白“少惹事，莫再提这种不急之务”，是他对膺白说话很不客气的一回。明令抽回，未登公报。这件事似非冯所预闻。
记到庄思缄先生，我要连带想到另外一位老者王铁珊（芝祥）先生，他两位在清末都在广西出仕，而掩护过不少当时在广西的革命青年，赵厚生君在广西办《南风报》是其一。王铁珊先生是民国第一次内阁唐绍仪所提出的直隶都督，袁氏通过而又失信以与冯国璋，唐阁因此全体辞职。王是革命党所许可的人，唐阁之辞为王之直督问题，亦即为袁与革命党破裂第一声。他又是民国第一次发表四个陆军上将之一。膺白是第一次发表的一批陆军中将之一。摄阁时，铁珊先生以息影已久之人，受任为京兆尹，他是北通州人，冯先生驻近畿时甚敬事之。以下是铁珊先生就职后一则广告，文曰：
王芝祥启事芝祥忝任京兆，视事以来，衰老之年，应与各方接洽事项甚形繁赜，枉顾诸公，恐以忙冗，接待未周，兹订于每日下午二时至四时为接见来宾时间，如有要事面商者，随到随见，以资商洽。
老人之热心与敬事可知也。膺白亦有启事曰：
黄郛启事鄙人勉竭驽钝，暂维现状，军事粗定，百端待理，辱承亲友枉顾，未能一一延见，殊深抱歉。再此次承乏各事亦出于仓卒权宜，值此财源枯竭，不得不力求减政，现承各方推荐贤才，一时实难设法，万勿远道而来，徒劳往返，如有机会，再行奉约，所惠荐牍，恕不作复，区区苦衷，尚祈曲谅为幸。
摄阁时，凡武职之因政变而空缺者，即将其职裁撤。例如热察绥巡阅使王怀庆去职，令曰：“热察绥巡阅使一职，着即裁撤，其所率各军残部着热河都统米振标妥为收束。”又如“河南督理一职着即裁撤”“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特任孙岳为河南省长”。虽都用国民军的人继任，然或转文职，或称收束，其用意亦可知也。
关于溥仪出宫，除上述修正优待条件，有二令：其一令警卫司令、京兆尹、警察总监曰：“清室溥仪为履行修正优待条件，本日已移出宫禁，希饬属保护并出示晓谕。”其二为开放宫禁，实即故宫博物院之先声。《感忆录》马叔平（衡）先生文，记故宫博物院经过如下：
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文华、武英二殿，设立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虽筹备设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负责，而创造完成之者，则为膺白先生。先生于民国十三年任摄政内阁时，以清室优待条件，经张勋复辟之后，实有修改之必要。因于十一月四日召集摄政会议，商讨此事。翌日由警卫司令鹿瑞伯先生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先生璧，国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请清废帝溥仪移出宫禁。遂以明令组织善后委员会，办理接收公产并保管事宜。其令文曰：“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远。此令。”（十三、十一、八）于是故宫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于此矣。清室善后委员会为副国民之期望，加紧筹备，于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绪，即以双十节为成立之日。先生于开幕时亲临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