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4/6页）

至于能由“散郎”迁调为实职者，所得之官亦因身家背景而颇有差别。下面我们对应秀孝之举者经“散郎”所调之官加以统计，以资参考。在统计中，如史传明记除拜“散郎”事，则将拜郎后所见之第一官计入；如未记拜郎事，则推定为史传省略，并以应举后所见之第一官职酌情计入。

两晋孝廉之迁调可资参考者26例。其情况略如表9—4：

表9—4

从以上统计看，孝廉郎所迁调之职大部分为七、八品官。其中县令长占到30.8％，近于三分之一，可见孝廉为县令长的重要来源。又《华阳国志》别载巴蜀之晋孝廉18例，其任用可考者12例，有2例分别为王国中尉及平西参军，其余10例则均为县令，占83.3％，更可证明上述结论。余者，魏太学博士五品，晋不明，估计晋之太常博士亦五品；公府长史、司马在六品，估计丞相西阁祭酒亦在六品。五、六品官约占23％，其余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约占77％。

两晋秀才迁调可考者约31例，情况略如表9—5：

表9—5

其中，如把公府祭酒推定为六品，则调为五、六品官者共8例，占25.9％，略高于孝廉；县令长及其他七、八品官占74.1％，略低于孝廉。秀才之任用，较孝廉略优。又县之令长占29.0％，可见秀才与孝廉一样，也是县令长之重要来源。

下面观察秀孝在仕途上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前举秀孝合计57例，又孝廉苏峻、秀才张髦举后直接迁调之官不明，但此后之官居可知；又秀才谷俭仕止于中郎，孝廉汜腾；任旭仕止于郎中。将这5例补入，合计62例。其所达到的最高官品分别列如表9—6：

表9—6

由表9—4、表9—5看，由秀孝入仕并非不能迁至清官。表中所列之黄门侍郎、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等，皆属清官。但两晋南北朝之士族门阀注重“起家官”，起家方式与起家官职有别，则社会地位大有差别。依倚父祖门资势位而“少历清官”，最能标志个人身份之高。察举一途入仕虽然也能迁至清官，但由这种包容了寒门单贱、“亡国之余”的仕途入仕，并不能显示门胄的清华。

从表9—6看，似乎秀孝迁至高官的比例尚且不小；但这一观察方法并不全面。因为所能迁至之官越高，就有越多的机会进入史传，同时又必定有大量秀孝因不得迁至高官而于史默默无闻。在两晋150余年之久的时间之中，由秀孝出身居于“公”位的一品官僚仅见1人，二品官僚仅见7人，包括尚书令、九卿在内的三品官僚仅见19人，这说明察举入仕者在仕途上，大多数是步履维艰的。

我们可以由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一点。我根据黄大华《东汉三公年表》、华湛恩《后汉三公年表》，并就《后汉书》做大略翻检，其结果是，东汉三公之由秀孝出身者，多达29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还有8人曾历敦朴、直言、有道、尤异、理剧等科目而为三公。又据万斯同《东汉九卿年表》及《后汉书》，东汉仅尚书令、九卿、司隶校尉、河南尹之由秀孝出身者，就多达47人(不包括举而不就者)，此外另有18人历贤良方正、有道、尤异、理剧、明经、至行等科目而至此类高官。尽管东汉统治时间较两晋为长，但即使考虑到这一因素，东汉由察举入仕者之仕途发展较两晋为优这一点，仍然明明可见。(汉之三公至晋已成“八公”，晋一、二、三品官的种类也颇多于上述东汉官员)前已指出，晋代由察举入仕者有相当一部分为下层普通士人。这就是察举制在门阀社会中地位下降之原因。而大部分高级、中级官员不出此途，就是很自然的了。

但是由上述三表也可发现，察举制度毕竟使得普通士人以及寒门单贱有了入仕升迁的机会，甚至有了迁至高位的可能。例如由察举入仕而居一品官僚之唯一一人，是孝廉陶侃。陶侃家至微贱，得举至洛后被视为“小人”，“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见《晋书·陶侃传》)。得居二品官者之甘卓、戴若思，皆孙吴“亡国之余”，戴若思已沦落至劫掠为生，然而他们都由察举而渐渐崭露头角。又张寔，其父张轨初得叔父锡官，乡品仅为五品，可知其家族在中朝毫无地位；然张寔仍得举孝廉，终至二品方镇。由于察举对士人之才行功能之审察相对地较为严格，更多地体现了择优原则，因此就使一些下层士人以至寒门单贱，有可能以才行功能得举，因缘时会发挥才能而迁至中高级职位。如无察举之法，各州各郡大约会有不少下层士人要白首衡门、永无出头之日的。在门阀鼎盛之时，察举之途为下层普通士人保留了一小块立足之地。我们说察举在当时有弥补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也正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