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第2/5页）

又东汉左雄定制孝廉限年四十，然陈球“阳嘉中，举孝廉”时年二十余，见《后汉书·陈球传》。又《风俗通义·过誉》：

(蔡)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遣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

文中“遣诣生”疑作“遣诣诸生”，言付予太学诸生照料也。“诸”与“诣”形近而夺。其事约在桓帝延熹之时。似乎其时“成人”、“弱冠”即可得举，不必年至四十。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时约灵帝熹平三年；又同书《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年二十五，举孝廉”，约在灵帝末年。是限年四十之法，原已名存实亡；那么魏文帝之所废，似乎只是一纸空文。

二、“贡士以经学为先”

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有关察举的重要诏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六月诏：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对于此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贡士以经学为先”之制。前述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有“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所取乃东汉顺帝左雄奏定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两科取人之法。左雄此法，后由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黄初三年诏，复以儒生、文吏两科为称了。这是汉代选官以儒生、文吏两大群体为主要对象的鲜明反映。但到了东汉后期，儒生、文吏这两个群体大致趋于融合；经过名士运动，知识群体的强大社会影响更造成了“以名取人”的现实。单纯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当低落，他们在选官中，事实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据《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劭《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可见在汉代后期人之观念之中，孝廉与经术考试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此期文吏举孝廉试笺奏之实例。所以，虽然黄初三年诏承袭旧例以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试经之儒生恐怕要占绝大多数；“吏达文法”到亦试用之语，可能只是虚应故事。至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则已明明不及文吏了。汉代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融合，至此终于在王朝制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举的主要对象。

黄初年间，关于孝廉察举曾经有过一场重要辩论。《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其时华歆为司徒：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又《北堂书钞》卷七九：

王郎论考试孝廉云：臣闻“试可乃已”，谓试之以事，非谓试之以诵而已。

查《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于文帝一朝为司空，此议又明为“考试孝廉”而发，当即“三府议”之内容。黄初三年察举诏以儒生、文吏分科，而“三府议”却只就“试经”立论，亦可印证以文法举孝廉者必定为数极少。

这次“三府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作出决定。在前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汉代孝廉察举到了东汉顺帝阳嘉新制出现之时，已经形成了三种发展因素并存的情况。这三种因素就是，注重道德人格的“以德取人”因素，它依据于举主的了解和舆论的评价；注重吏能功次的“以能取人”因素，它依据于“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之法；注重知识检验的“以文取人”因素，它依据于孝廉的经术笺奏之试。而我们看到，曹魏初年的“三府议”中，恰恰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种意见。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所依本的是“以德取人”的原则，希望取消试经而复孝廉设科之本意。在东汉实行阳嘉制后，张衡等人已有这种意见。王朗则主张“试之以事”，反对“试之以诵”，并引《尚书》以助其说。“试可乃已”语出《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伪传：“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孔颖达疏：“惟鲧一人试之可也，试若无功，乃黜退之”。可知王朗是主张以职事试功能的，其所依本的是“以能取人”原则，反对经术记诵之考试。至于华歆所欲维护的，当然是“以文取人”的试经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