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岭南撑起一片天(第4/5页)

举兵之初,陈济棠下令布置几处神坛,规定官兵都要“歃血盟誓”。神坛前一排长桌,焚香燃烛,桌上放着许多装了半杯鸡血的小酒杯,神坛左侧是象征蒋介石的一个草人。参加盟誓的官兵须在晚间赶到神坛前,侍卫先将每人用黑纱布遮住双眼,引至神坛前,行三鞠躬礼,然后揭开纱布。监誓员给每人发一张印好的誓词,各人在纸上签名后,由监誓员带头宣读誓词,然后各饮鸡血酒,依次走到神坛前,拿起木剑向“草人”连劈三剑,表示反蒋决心。宣誓者离开前还要高呼“拥护陈总司令”等口号。

部队行将北上,陈济棠让翁半玄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四字,陈济棠信心大增,举兵直向江西、湖南。哪知举兵不久,陈济棠耗费巨资、苦心经营的空军大队40架飞机在蒋介石的收买下一起飞往南昌,投奔南京政府。这时陈济棠又命翁半玄再卜一卦,卦中还是“机不可失”,原来卦中的“机”字,不是时机成熟的“机”,而是飞机的“机”。不久后,陈济棠倚之为心腹股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经蒋介石收买,第一个通电拥蒋。师长李汉魂、邓龙光、缪培南、张达等有的通电辞职,有的不辞而别。蒋介石兵不血刃,只用一个半月时间就平息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就此下野。

香港脱险

1936年7月,反蒋失败后的陈济棠从广州跑到香港。8月,他赴欧洲考察了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被蒋介石踢出国民党实力圈的陈济棠,已成为一个政治玩物或摆设。但是,在蒋氏圈内已无所作为的陈济棠,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他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时候,陈济棠因妻子莫秀英在香港肾病复发,向国民政府请假赴港料理妻病。

1938年12月,力主对日“和平”即投降的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后,香港很快就盛传所谓陈济棠的“主张”与汪精卫相同的种种谣言。

为此,路透社记者采访陈济棠说:“本社得到消息,汪(精卫)与陈将军均主张与日媾和。如果仅汪一人主张,影响不大,倘将军亦主和,则情势当不同矣,究竟将军之主张为何?请有以见告。”

陈济棠听罢愕然,答称:“余素主张抗日,君等如非健忘,当可复案。今日人招招进攻,岂有主和之理?”并告知这位记者,“明日余当至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的抗日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果真到德明中学发表抗日演说。但是在此演说之后,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依然数次造访陈济棠,希望陈济棠和她一同站在对日媾和的阵线上。只因陈济棠知其来意非善,把陈璧君屡屡拒于门外。

1941年7月19日,陈济棠又接到有关莫秀英病重的香港来电,为此,他再度请假从重庆到港为妻治病。

但妻病未愈,12月8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了香港。这时,香港再次盛传有关陈济棠“变节”的谣言,有的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甚至有言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

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在香港沦陷后,又派遣陈璧君、褚民谊、林柏生、陈君慧等,前往香港九龙地区“抚慰”滞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已被日军扣押的重庆要员。陈济棠也被汪伪政府列为能够“汇合”于日汪“和平运动”的“军政界有力人物”的名单中。

陈济棠也说:“香港已全告陷落,自此余遂置身于敌人势力范围之下矣,日本人索余益急,危机四伏,随时有被捕之虞。”

很快,陈济棠的好友沈以甘果然来告:“汪已派伪广东民政厅长某(在香港)到处寻访,谓汪渴欲公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消息,使陈济棠决心逃出香港,奔赴国民政府统治区。

由于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之前就曾电请蒋介石并获允准派遣飞机前来九龙,接他全家回重庆。不料所派飞机在粤北南雄失事,且九龙的启德机场也为日军侵占,使“乘机赴渝之举,乃告绝望”。

12月18日,日军由九龙往港岛渡海,战火延及港岛的铜锣湾,陈济棠判断“香港决难久守”;他的妻子莫秀英也说:“日寇欲得子以为傀儡者必甚于他人,子晚节将何以自全?”劝他迅速化装逃难。

病妻之嘱,使陈济棠在感激之余,坚定了出逃的决心,随即把莫秀英和子女托付亲信江茂森。

经与朋友沈以甘、邓瑞人等相商,决定由邓瑞人所属盐业公司职员林绍荣负责带领陈济棠出逃。19日化装下山时,陈济棠对子女说:“有人问我行踪,可言我于12日(即日军占领启德机场的前一天)乘飞机到重庆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