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胡福贞口述（第3/7页）

我结婚晚点，我二十六结婚。老头子(指丈夫)他不是旗人，是天津人。我没嫁旗人有原因，这在旗的都是当警察的，我爸爸他当警察当够了，他说不给当警察的，这么着我二十六了。那时挑花厂有个姓王的，在大庙前边住，我净做她们的挑活，就是她给介绍的这个老头子。我好唱京剧，日本那会儿有个新民会，在南门大庙那儿搭台唱戏，庆祝什么一周年两周年的，我上台唱戏去了，我们家老头子也在戏台上呢，他瞧见了，说这个不错，会唱戏，唱功还挺好的。后来横是注123就托人(说媒)。我们家还不愿意，我妈说这是外乡人，不知道根不知道底儿，谁知道家里有媳妇没媳妇，别是跑到这儿蒙(欺骗)来了。王家这介绍人那时在家搁牌局，麻将牌。我们家老头子也在那儿打牌，我大弟弟也常到那儿打牌去，他先愿意了，他说我要是不出嫁，他没法结婚，老大不走，底下二的怎么结婚呢，得排着队走。他就跟我妈嚷嚷：“你还不给，给什么呢？等着给续弦哪？”我妈去相了相，回来告诉：“瞧那模样儿，怎么瞧也不白净，这么黑!”我就这么着出去了。也没在乎他是不是旗人，那时候旗人东逃西散的，都不在乎了，日本时候了，规矩习惯都慢慢减了。我29岁时日本就投降了。

老头子在这儿待了有一二年的工夫，就失业了，我们有个叔公，就把我们接到城里头，后来他调山东去了，我们又跟着他上山东，还是我们叔公给他找的工作，是收粮食，就管把农民种的粮食收回来，收到那个地方儿。我们在山东待了3年，在那儿我们有了大小子，又有了一个姑娘。后来日本人走了，日本人走了不要紧哪，从山东往这儿来的铁道全扒了，我们又在济南那边待了一年，闲着，靠卖东西过，后来不行了，回来吧，连我们那叔公、婶婆，带着我们俩孩子，起早路坐贩卖姜的大车，走了7天，从山东到沧州，夏天，旧历七月，要是冬天还不冻死了。打尖住店，还遇上劫道的，拿着枪在你旁边站着，大伙儿就给他掏钱，一会儿又一伙儿劫道的，大伙儿就嚷嚷，那车就加鞭，跟飞一样。到沧县才有火车，坐火车到天津，(丈夫)他们家不是在天津么，又跟天津待了几天，还是回这儿来了。在天津我们没有房，这儿有六间房。

回娘家之后日本人投降，国民党不就来了吗，国民党来了老头子(指丈夫)上京西煤矿，在那儿住了些日子，后来解放了，老头子考上南下工作团，走了5年，就算参加革命啦，算是军属啊，干属啊，国家照顾得挺好，给这给那的，粮也给你，肉呀，吃的呀，买蓝布做大褂呀，那时还穿大褂，到八月节还给送果子什么的，到年下给你送东西，后来还分了二亩地，在下村那儿。他走了，我不会种呀，就找人帮着。

1953年就成立挑花社了，在银燕小学旁边，大伙儿都上那儿做活儿去，一人10块钱一股，早上去了，中午在那儿吃顿饭，带饭也行，那儿也有卖饭的，从那开始我就再没离开过挑活，也做街道工作，算一个组长，一开会我一人转一圈儿，从南头叫到北头。那时哪儿有居委会呀，开会学习都在我们家，哭毛主席也跟我们家哭的(指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走到1978年正式成立居委会，这才算是挣钱，管往下发挑活，还管收，挑活要是做一千块钱的，他给你管理费是10块，给居委会8块，两块钱算你自己的，这就活泛了。1985年我岁数大了，就从居委会回家了。

老头子1958年回来了，在空军总院当会计，管理员，“大跃进”又下放走了，上黑龙江水利局，一直在那儿待了20多年。他一年回来一趟。我有两个小子，属羊的是老大，属猪的是老二，今年五十，还有姑娘，属鸡的，今年四十了。

这边儿剩的我这岁数的老人不多了，我最大，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一个小3岁，一个小5岁，都是女的。有俩老头儿，还不是满族，都是蒙族，是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也有，汉军八旗报满族，蒙古八旗没有报满族的，都报蒙族，比我们还多两块钱，我们是7块5，他们9块。注1241984年那时候好改(民族成分)，我这儿居委会说句话开个证明就改了，注125后来不行了，孩子不到18岁还能改，写这申请写那申请，上这儿那儿。后来改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注126我那二孙子媳妇，她家姓芮，也是满族，她爷爷那辈是西陵守陵的。她爸爸参军出来，就没回老家，落在北京，改了汉族了，现在是这儿煤厂的书记。她大姐一个孩子，惦记着考大学，上老家挖根去了，还不错，改了，她就改不了了。我那二儿媳妇也是满族，这儿正黄旗的，他们那个孩子改满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