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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是叶可夫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她对他提出的问题觉得有点恼，也对他看到信时的老练反应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也只能凭着信的外表来判断它。“他是政府一个部门的什么科学家。伊格是如何受雇的有什么重要？你要不要我把它翻译给你听？”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她告诉了他。他虽然有些怀疑，但听到她带刺的回话，心中反而有些高兴。我们应该有好几年，而不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他想。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该拉过彼此的头发，应该乘着一切还没太晚之前，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做了。他帮她拿着那封信，卡佳在他身后不经意地跪了下来，一只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以平衡身体，另一只手伸到前面指着信上的文字为他翻译。他感觉得出她的胸部触碰到自己的背部。他也感觉到，经过一阵思维的分析怀疑的可怕阴影已经退去，内心已经恢复了平静。

“这儿是他的地址，只是一个信箱号码。不过这很正常。”她说着，手指着右上角，“他那时是在一所特别的医院里，也许这所医院还是在一个很特殊的城市里。他是在病床上写这封信的。你可以看到他清醒的时候，字写得多么好看。他把信给了一位当时正准备来莫斯科的朋友。那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伊格，这种做法很正常。‘我亲爱的卡佳’——这不是他惯用的起头方式，他有另一种亲昵的表示方法；不过，别管它。‘我现在被一种肝炎给打倒了。但是对我来说，生病是有益的，不过幸好我还活着。’这是他一贯的讲法，先给你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她又指着信里的一处地方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的肝炎更加深了。”

“更恶化了。”巴雷小声地说。

她的手在他肩膀上捏了一把。“用词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要我拿一本字典来吗？‘我的体温很高，脑子里有许多的幻想——’”

“幻觉。”巴雷说道。

“这个词是gallutsnatsiya——”她开始生气了。

“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

“‘但我现在已经康复了，并且，再过两天，就要到一个靠海边的疗养院休养一个星期。’他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海，他为什么该说？‘除了不能喝伏特加酒以外，我什么都能做，但是那只是一个官僚式的限制。我这个优秀的科学家很快就会不把它放在眼里的。’这种调调不是他特有的吗？‘治好肝炎之后，他马上又想起了伏特加酒。’”

“正是那样。”巴雷同意道，一边笑着讨好她——大概也是要让自己放心。

信上一行行的字写得笔直，就像是在画有格子的纸上写的。没有一处是经过涂涂改改的。

“‘如果所有苏联人民都能有像这样的医院，我们的国家马上就可以变得多么的强大呀！’他永远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是。‘护士们都美丽大方，大夫们年轻英俊。这个地方与其说是一个医院，不如说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说这话是要让我嫉妒。但是你知道吗？他很少谈到别人的时候是开心的。叶可夫是个悲剧人物，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想他们一定也已经把他那恶劣的情绪一并给医好了。‘昨天，我第一次做运动，但我很快就觉得像小孩子一样的疲累不堪。后来，我躺在阳台上，晒了好一阵子太阳之后，才像天使一样地睡着了。我的心里一无愧疚，惟独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一直在利用你。’以下他所写的都是情话，我想我不用翻了。”

“他是不是常常做这种事情？”

她笑了：“我告诉你。他能够写信给我，我就觉得很稀罕了。你知道，他上次在信上谈到我们的爱情，是在几个月以前，甚至是几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之间的恋情，已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我想他的病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有点儿多愁善感，所以我们理当原谅他。”她把手上的信翻了一页过去，他们的手再次碰到了，但是巴雷感到像冬天一样的寒冷。他的心里暗自惊讶她居然对此一无表示。“现在说到巴雷先生你了。他非常的谨慎，并没有道出你的名字。至少，他虽然病了，但谨慎仍然一如往常。‘请你告诉我们的好朋友：假使我能逐渐康复的话，我会在他来访期间尽量抽空去见他。他要带着他的资料，我也会带着我的去。那个星期，我在萨拉托夫有一场演讲。’伊格说那是个军事院校，每逢九月，叶可夫都会在那儿发表一次演讲。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的事情可真是多呀！——‘我会尽快从那儿赶往莫斯科的。如果你能够先我见到他，请你告诉他以下事项。告诉他将所有的问题一次全部带来，因为我已决意于此次会面之后不再回答那些讨厌人物的任何问题了。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