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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他非常好，”卡佳说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一切顺利。他病了，但我相信他现在一定已完全康复。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和你讨论。在莫斯科书展举办期间，会专程去拜访你。他想要很快地见到一些准备妥当的手稿，就算是只有一页也好。我认为这么做可能有危险，但他显然已经等得非常不耐烦。他要你提供有关书名、翻译，甚至插图的建议。我想他已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独裁作者了。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有事情都搞定，并且找一间公寓，好让你们俩在那儿会面。他希望能够自己做一切安排，你能想像有这种事吗？我想你一定对他影响很大。”

她伸手在袋子里找着。一辆红色的车停在桦树林的另一头。但精神奕奕的她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自顾自地说着：“我个人以为他的作品不久之后就会被人认为是多余的。限武谈判进展得如此快速，跨国合作的气氛又如此的浓烈，那些悲惨的事件很快就会成为历史，被人遗忘了。自然，美国人还是会不断地怀疑我们。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合作，我们就会把军队完全裁减掉，而两国也就可以联手起来预防未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她一口气说完，不给别人任何说话的余地。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武力都裁掉，又如何防范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巴雷反驳道。结果，他的鲁莽换得了对方的一个白眼。

“巴雷，我想，你的思想既西化又消极，”她一边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信封，一边反驳道，“告诉叶可夫说我们需要在人性上做试验的是你，不是我。”

巴雷注意到那个信封上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只有用西里尔文写的“卡佳”。笔迹很像是歌德的，但谁又能确定呢？他突然觉得有一种紧张的感觉透过了头部和肩膀，像是一种毒药，又像是一种即将发作的过敏现象。

“他已经痊愈了吗？”他问道。

“你们在列宁格勒相会的时候，他很紧张吗？”

“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是天气的关系。”巴雷回答道，但他仍然在等她的答案。他感到微醉了，一定是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才让他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病了。就在你们两人见过面之后，他因为严重的体力不支而病倒了。他的病来得非常突然，而且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不见了的时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为他担心死了。他信得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们担心他可能已经死了。”

“我还不知道他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他曾经指定一位朋友做你们之间的联络代表，他自然也有其他的朋友可以为他做其他的事情。”她抽出那一封信，但并没有给他。

“这和你以前告诉我的不太一样。”他一面与自己生出的层出不穷的怀疑搏斗，一面很无奈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她丝毫不为所动。“一个人交朋友时，最忌讳的就是交浅言深。每个人都需要保护自己，这是正常的啊！”

“说得也是。”他同意她的说法。

安娜已经画完了自画像，迫不及待地等着别人的称赞。在画里，她把所采到的花都给描画在屋顶上。

“好极了！”巴雷叫道，“你告诉她我会把它挂在我的壁炉上面。只有那个地方才配挂她这幅画。在那个地方，左边有安西雅的一张滑雪照，右边有海尔驾驶帆船的照片。安娜的这张自画像可以挂在中间。”

“她问海尔多大了？”卡佳说道。

他真得想一想了。他先得回想海尔是哪一年生的，然后现在又是哪一年了，然后再在耳朵的嗡嗡声中费力地做一下减法。

“啊！现在嘛……海尔是二十四岁了。但是我担心他结婚结得很草率。”

安娜失望了。当卡佳恢复与巴雷的交谈后，她以责备的眼神看着他们。

“我一听到他失踪了，马上就通过我通常用的渠道，试着和他联络，但是都没有成功。我那时的心情真是低落到了极点。”她终于还是把那封信拿给了他，她的眼睛亮出快乐和解脱的光芒。就在他把信接过去的当儿，手有意无意地盖住了她的手，而她也让他这么做了。“然后，八天之前，也就是你从伦敦打电话来的两天后，是星期六，伊格打了电话到我家来，说：‘我有一些药要给你。我们一块喝杯咖啡，顺便把药给你。’‘药’是我们之间的暗号，它指的是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叶可夫的信拿给我。我既惊又喜，上一次收到他的信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看，就是这封信！”

“伊格是什么人？”巴雷说道。他故意把声音放大，好压住他自己脑袋里的喧嚣。

这封信有五页，是用一般有钱人都买不到的上好白纸写的。他的字迹工整。巴雷没有想到歌德还会写这种传统样式的文件。卡佳收回了她的手，轻轻地。